师者（补2-先秦诸子）

弦之轻语

这里要说的诸子，包括着自孔子到韩非子。

就是从春秋末叶到战国末叶，儒、墨、道、法、名这几家的重要代表者。
把孔子放在诸子的开端，在今天大概没有多少人会反对吧。

一来，在当时并没有把孔子怎样特别看待，把“论语”算在“经”的数内，还是后来的事。在今天也没有必要。
二来，把他看做诸子学问的开山者，从学术的观点看来是合理的。因为孔子确是把官学变成私学的第一人。可以当之无愧。

这样，整个诸子时代，大体上包括了整个战国时代，称为“先秦”只是说话上的方便。绝不是可以无限地把时代向上拉长的。

我说诸子思想，仅仅是因为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不单限于哲学。
大凡在思想史开端的时候，各家的思想大都无所不包，从哲学到政治、从修养到教育、并没有专门化。
也不可能专门化的。
除了为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所制限，他们在主观上都想“以其学易天下”，并不是为思想而思想。

如果用“纯哲学”的眼光去衡量他们，结果必然要失败。窥得一斑，失掉全豹。
然而他们都有各自的哲学做他们思想的基础。
不过不是那么死板板的学院哲学罢了。

弦之轻语

他们就因为要以其学易天下的缘故。

对于先行的及并世的其他派别的思想学说不能不有所批判。
在那个过程中，批判者也受了被批判者的影响，或多或少地使自己的思想体系染上了对方的色调。

就这样，整个的先秦诸子思想，在客观上现出了一种好像有机的组织的样子，——
互相制约、互相依存、家和家之间、派与派之际，有着某些斩不断的葛藤。
研究诸子的思想，必须“知人论世”地从这些葛藤中间去找出它们的来龙去脉，总能正确地把握一家、一派、一人的思想的真面目。
这本小书，就尝试着著重这方面来写，能够做得到多少，不敢说，但我相信这样的做法是对的。


让我来举几个例吧
1儒、墨是先秦早期两家相反的显学。而墨家的创始者墨子却是“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淮南子·要略篇》）
可是“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韩非子·显学篇》）
遂至分道扬镳，各自成家。


2稷下黄老学派宋钘、尹文，兴起于儒、墨之后。
而他们的思想中，留下不少调和儒、墨两派的痕迹。
而他们的天道观、又给儒家孟、荀二子以极深的影响。


3孟子以之养其“浩然之气”，走向神秘的唯心主义去。
荀子以之建立“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形成先秦最富有唯物主义因素的哲学。


4韩非师事荀卿，而终集法家的大成。但细按荀子之书，显然可以发现由“礼”到“法”的过渡形态。
韩非的思想，不单是把老师的学说发展，而且经过了一番批判。


5荀子的法术思想，不仅仅是当时新兴社会现实的反映，而且也是他的自然天道观的一种必然的表现。


6名家者流，实际也不是专家。先秦诸子，大多关心于名辩，擅长于论辩的。
而被视为有名的辩者：惠施有道家的倾向；公孙龙的所谓“指”不能说和惠施的“小”没有渊源。
荀子正名，站在儒家的立场，《墨经》作者则继承墨家传统，虽对于墨子学说有所修正或发展，但依然属于墨家的体系。


然而诸子“相訾”“相应”的结果，好像后浪推着前浪，自然而然地构成了一股发展的名辩思潮。
这些，都是研究诸子思想的人应该十分注意的。

弦之轻语

在中国学术的圈地里，先秦诸子的思想，无疑的是第一批开出来的鲜艳美丽的花朵。

这自然有着它的社会根源。
因为那个时代，正是中国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也有人说是从封建社会到郡县社会（争议暂存）*/）的变革时代。

虽然这个变革开始于春秋中叶而完成于汉代，不过
它的重要阶段确在战国时代进行了的。
学术史上的“百家争鸣”正好反映着社会史上的氏族贵族和新兴地主的阶级斗争。

等到了西汉时候，社会变革完成。
思想界也就发生了“尊崇儒学，罢黜百家”的事件。
要是把它简单地看做董仲舒个人所策动，汉武帝一时的高兴，那就错了。
正如不能把诸子的思想，看做出自某些思想家的聪明一样。


社会不会停顿的。
思想也就不可能停顿。

弦之轻语

一切“异端”思想遇到环境对它不利的时候，它就会披着“正教”的外衣而出现。
或者暂时进入伏流的状态，等待着可以让它奔腾澎湃的时机的到来。
近五六十年来，墨学研究的勃兴，就是一个好例子。

但是时代的落伍者，也惯会向古老的思想武库中，找着他们所喜爱的长满了锈的武器，
拿来镀点金，贴上“新”的商标，到处叫卖。

因此，读者如果不愿上当，就必须有点思想发展史的常识。
首先弄清楚先秦诸子的思想，
尤其是它们中间的关系。
总不至于为那些漂亮的商标所贻误。


有兴趣研究思想史的人，也必须养成这种辨析思想葛藤的习惯。
总能透视包裹在“正教”外衣里面的一些有价值的思想的真面目。


在儒家经典支配了近二千年的中国，
这种思想发掘的工作
实在需要人们多多努力去做的，

弦之轻语

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诸子思想对于后来的思想，影响特别大。

几乎没有一个思想家不或多或少地染上了他们中间的某些色彩。
甚至以“冲决网罗”自命的谭嗣同，还替自己的哲学安上“仁学”的名称。

同是这个“人二”的“仁”字
有孔子“仁者爱人”的仁。
有程明道“浑然与物同体”的仁。
真是“见仁见智”的商标。


各种货色，稍不注意，真会叫你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满脑子牢记着哲学名词，不但一点没有用处，
倒是把思想弄糊涂了。
（发展的例子如王船山的《道器论》，戴东原的《孟子字义疏证》，思想比《易传》《孟子》进步，但还用着他们的术语。）


很希望我们的学术界，编写一部好的哲学辞典。
详详细细地对于每一个术语，按着年代，
把各种意思一一还给原来使用它的主人。

自可澄清思想界的混乱。


但在没有这样一部辞典之前，就得靠读者自己按着需要自己动手去做。
我想先把源头搞清楚。
总是一种较简便的方法。
那么，先秦诸子思想的认识，就不仅仅对思想史的研究者有必要的了。
这就是我想写这本小书而且这样地写的缘由。
学力所限
时间和篇幅所限
能够达到这个目的的与否，自己不敢断定，但总算尽了“抛转引玉”的微意。

弦之轻语

第一章 孔子

孔子名丘，字仲尼，祖先是宋国的贵族。
到了他父亲鄹叔纥做鲁国鄹邑的大夫，才成为鲁人。
在他年少时候，家境已经不好了。
他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死于周敬王四十一年（公元前五五一——四七九年）。

孔子不单是儒家的开山祖，同时也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位公开的教育大家。
他最先把古代氏族贵族所专有的《诗》《书》《礼》《乐》这类学问，普及地教给民间。
只要致送“束脩”，他是不问来学者出身贵贱的（所谓“有教无类”）。

这样就把官学变成了私学。

也正是因为有了私学，才有“百家之学”。
儒家学派就是最先成立的，

《庄子·天下篇》说过：“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
并把它叙述在墨家之前，这是和客观的学史符合的。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儒家学术是继续着西周以来世传的诗书礼乐。

虽然关于谁是孔子的老师，有种种的说法，但他所学的总不出乎诗书礼乐的范围。
则毫无可疑。
他自己不就是这样说吗：“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或曰述天，争议暂存*/）》
的确是老实话。

弦之轻语

孔子崇尚“礼”。（/*礼即为等级制*/）
但他同时也提倡“仁”。

前者是他所因，后者则为他所创。

他的中心思想在于仁，礼不过是“为仁”的方法。
他自己就这样说过：“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篇》

在他看来，没有仁的礼乐，是没有生命的形式，毫无意思。
在记录他的言行最可靠的《论语》中，孔子回答弟子们的问仁，
常因为“因材施教”而有种种不同的说法。
就中，答颜渊问仁一则，是比较具有原则性的。


颜渊问仁。
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颜渊曰：请问其目。
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颜渊篇》


什么叫做“仁”？
《中庸》曰：“仁者，人也。”
《礼记》郑注说是所谓“相人偶”之意。
古语：“相人偶”者，谐合耦俱，彼此亲密之辞也。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和人在一起，相处得融洽的意思。


所以，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篇》）。如果不是爱人，根本就不会和人相处得好。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篇》）
这虽着重做官的说，还是以“爱人”为根本义。
“出门”“使民”要客客气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不是“有己无人”的人可以做得到的。
如果做到了，自然在大夫的家、可以不招怨，在诸侯的邦，也不招怨。


怎样地做呢？
其条目，就是视听言动都须依礼。
要爱人，就不能只知有自己。要以礼为标准，就不能专凭主观的好恶。这就是“克己”。
克己和复礼，原来是一件事的两方面。

弦之轻语

孔子告诉曾子说：吾道一以贯之。
他这个“一贯”的方法，曾子就理解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篇）
照上引孔子答仲弓的话看来，这样的理解是对的。

因为“忠恕”正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正是“为仁”的方法。

提倡“爱人”的仁，并把这德目做思想的中心，这是表现孔子进步的一方面。
至少已是“目中有人”，就是说已经看到庶人阶层的抬头，也是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实。

在少年贫贱，但究竟是出身没落了的贵族家庭，自幼所学又是古代传来的“诗书礼乐”那一套，
所以讲到具体的“为仁”的方法，就舍不得素来熟悉的“礼”了。

尽管他重内容不重形式，曾经说过：“礼，与其奢也，宁俭；与其易也，宁戚。”（《八佾》篇）
曾经说过：“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篇）
但是这所谓“礼”也者，在当时还是那种以“礼不下庶人”为精神的礼。

于是他所提倡的“仁”和他所崇尚的“礼”就不免发生了矛盾。

弦之轻语

礼就大大限制了仁。

在他的思想中，落后的因素，终竟超过了进步的因素。
而使他说出了“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这样守旧的话。
这里“君子”与“小人”的对举，是指社会阶层的区别，不是指道德品格的高低。
如果是指道德品格，既是“君子”便没有“不仁者”了。
这是他的限界。
但若因此把他那提倡仁的进步倾向也加以抹杀，则是不对的。

这一限界，
须从孔子所处的社会去找说明。
大抵周、秦间的社会变革——由奴隶制到封建制（/*或曰封建制到郡县制，争议存疑*/）
已萌芽于春秋中叶。
春秋在鲁宜公十五年特书“初税畝”就是文献所遗留下来的旧社会已经开始变革的标志。

当孔子时，已经是“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季氏》篇）
大概所谓“五世”也是从宜公算起的。
变革的先后快缓，在各国当然不尽相同。
它的具体情形可能并不一致，“书阙有间”，现已无从详考。

但从大体说来，这个过程，
其始殆由于中下层氏族贵族压榨奴隶的劳力，开拓羡地，增殖私田，再加“夺室”，“夺田”，“聚饮”，“放债”，
渐渐地富有了自己，然后凭借富力收揽人心，以提高其政治地位，遂造成了“禄去公室，政逮大夫”的现象。

弦之轻语

自孔子已“富与贵”并提，《论语》也称“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饮”，
惹得他老先生大生其气，要“小子鸣鼓而攻之”（《先进》篇）

《韩非子·外传》说：右上也记载齐景公与二弟争民的故事说，
“齐景公之晉，从平公饮，师旷侍坐，......酒酣，将出，又复问政于师旷曰：太师何以教寡人？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归，思，未醒，而得师旷之所谓。公子尾、公子夏者，景公之二弟也，甚得齐民，家富贵而民悦之，擬于公室。“此危我位者也。今（师旷）谓我惠民者，使我与二弟争民耶？”于是返回，发廩粟以赋众贫，散府余财以赐孤寡。......居二年，二弟出走，......”

这是表现了当时富力左右政权的好例，大抵事当时一般的现象。
所以，韩非子说：“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羣臣之太富，君主之败也”
又说：“人主不能用其富，则终于外地也。晉之分也，齐之夺也，皆以羣臣之太富也。”（《爱臣》篇）

富，使下层上升，也使上层下降。
“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孔子语，上引《季氏》篇）
“乐、郃、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皁隶”（《左传·昭三年传》）

其表现在政治文化上，就是诸侯肆行，礼乐僭侈，处士横议，百家争鸣。

弦之轻语

这种现象，孔子虽不及全见
但至少已看到了一部分，他不是说过，“三桓之子孙微矣”了吗
他不是在骂“季氏八佾舞于庭“的僭礼了吗
他不是在憧憬“天下有道，庶民不议”的西周盛世吗

何况他本身就是没落了的贵族的后裔？

所以一方面在提倡着仁
同时另一方面却又强调着守旧的言论
在他可能不会觉得有什么矛盾。

弦之轻语

这种守旧的倾向，在他政治见解方面表面得更加明显。

孔子是强调礼治（或德治）的。
他把礼与刑对立起来，而赞美礼。
他说：
“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勉）而无耻；
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民有耻且格”（《为政》篇）

因为他是西周文化之憧憬者（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述而》篇）

故虽看见了庶人的抬头，提出了“仁”——“爱”人的德目
但到底西周盛世时的文物制度给他的影响太大
所以到了更具体的政治
就终于抑刑而扬礼

（/*这里的礼侧重了“提倡美德”的意思。但孔子的美德有仁有爱有忠有恕，忠的部分包含了政治主张近乎等级制是落后的因素，但仁爱恕的部分是进步的因素。因此“礼”只在与刑对立起来的时候才有了“提倡美德教化而非用法律惩罚来引导人们的良性行为”的意思*/）。

弦之轻语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
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
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
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季氏》篇）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这自然是西周的盛世。
奴隶社会全盛的时代，谓之“天下有道”表示其“向往之情”

春秋以后，五霸迭兴，即所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到孔子时候，已是“政在大夫”“陪臣执国命”的时代了
所以称之为“天下无道”
“天下有道，庶人不议”可见当时已有些庶人在“议”了

人固然应该“爱”
但终竟七嘴八舌地“议”起来
未免有点看不顺眼
这和“未有小人而仁者也”的话是调和的

弦之轻语

为什么要抑刑而扬礼呢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曾记载一段孔子批评晋铸刑鼎的话
（从思想上看来，这话是可靠的）
刚好道出此中的缘故

“冬，晋......铸刑鼎，著范宜子所为刑书焉。仲尼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
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
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
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
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且夫宜子之刑，夷之蒐也，
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前者是孔子认为庶人互相议论不能做到互敬互爱所以礼在君子（落后思想但自洽），但后者是否含义为对贵族不能用刑法？存疑*/）

弦之轻语

所谓“度”

即“唐叔所受法度”，也即是“贵贱不愆”的西周制度
所谓“刑书”，则和所谓“度”者相反，民也有资格被规定在鼎上了，就是要贵族和庶民同守一样的法律。
便是“贵贱无序”，民便从此不“尊其贵”，而贵者要照刑行事，不能高下在心，凭一己的好恶去处理他们，贵必从此无以“守其业”了。
（/*民智未开时，由兼具能力和德行的贵族凭主观断事，固然是时代局限下的最优解；但民智渐开（官学变私学）后，就可以逐渐让大众参与决策、做国家的主人了，但难在教育是否普及（以及普及到何种程度才算条件成熟？），这也是九年义务教育的作用所在。以及也是生产力发展后对上层建筑的改造。*/）

孔子对“度”的看法是与抑刑扬礼的政治主张完全一致
也就是他所以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根据
因为
礼重差别，以不齐为齐。
法（刑）贵平等，以一律为齐的缘故。

在这种差别的礼的观念之下
仁是没有方法贯彻的。
所谓“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这种敬，恐怕只是畏敬，不是爱敬吧

那就离开无条件的“爱人”很远了
（/*墨家所提倡*//*“但阶级制度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关于孔子的“正名”思想，虽带有浓厚的政治、伦理的色彩，但也做了后来的名辩的先驱，我们把它留在第九章来说。

弦之轻语

第二章 墨子

弦之轻语

儒墨两家，在先秦都是著名的学派。

韩非子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显学篇》）
这是以孔子为儒家的圣人。墨子为墨家的圣人，一样看待。
自儒术独尊以后，几乎无人相信墨子可以和孔子比肩同称圣人。但在先秦，的确是儒墨并称。他们都是学徒“充满天下”。
“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不可胜数。”（《吕氏春秋》）

墨子的生卒年月不可确考。大概略后于孔子而先于孟子。
他出身卑贱，本身是不是奴隶虽然没有可靠的证据，但至少是和下层社会打交道的。
因此他学会了一些手艺。
所以，楚献惠王的使者穆贺当面说他，“子之言则成（诚），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贱人之所为而不用乎？”（《墨子·贵义篇》）
后来，荀子也说他的方术是“役夫之道”，恐怕不尽是嫌他出身卑微。
多半还是因为他的主张不合于“王公大人”“士君子”（墨子语）的胃口吧。

弦之轻语

尽管他出身卑微，但是他生于春秋以来保存西周文物最多的鲁国——
这个国度又经过孔子的儒家思想多年的教化——
他的青年时代曾经受过儒者的教育，是很自然的事；不过，
他是一位刻苦耐劳，说到就要做到的思想家；
当他发见了儒家的礼，繁文缛节，不是一般民众所可行，
厚葬久丧，也不适合于当时的急务时，
他要毅然离开儒家而另创一种学派——简单易行的墨家学派，也是很自然的。

《淮南子·要略篇》叙述这件事说：
“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繁扰而不说（按：说，易也。），厚葬糜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
这段文章，如勿拘泥于它的字面，的确能够说明墨子为什么离开了儒家。
同时也描绘出一个身体力行的大思想家的面影。

弦之轻语

更早的《庄子·天下篇》就说过：墨子很崇拜夏禹，

认为禹皇是大聖人，尚且不肯安逸，
而苦身劳神去为天下服务。

因此，他要后世“墨者”都布衣粗食，自动刻苦去替老百姓做事。
并说，不这样做，便不配称为“墨者”。
墨子自己也“以身作则”，单说他为了阻止楚国进攻宋国，就整整奔跑了十日十夜。
撕衣包脚赶到楚都去说服公输般，说服楚王，终于挽救了楚宋两国老百姓的一场大灾难，树立了墨家的好模范。

因为注重实行，所以他做事总要选择紧要的先做。
他称之为“择务而从事”。
他这样地告诉弟子魏越说：
“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喜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鲁问篇》）

这里所说的十项主张——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尊天（《墨子·天志》）、事鬼（《墨子·明鬼》）、兼爱、非攻——
是构成了墨子整个思想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