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个母难日

金斧头

梅雨在窗外织着细密的网，青灰色的雨幕模糊了六月的光景。二十九年前的此刻，母亲正在产房里经历着生命的阵痛与蜕变。这个被称作"母难日"的日子，实则是两个生命的共同诞辰——一个婴儿的初啼，一位母亲的重生。

母亲单名"荔"，取自岭南佳果。少时不解其意，及长读《长安的荔枝》，方知这小小红壳里裹着的，是文人千年的执念。作为英文系教授，她的书房总弥漫着羊皮纸与黑咖啡的苦涩芬芳。那些烫金书脊的外文典籍，在潮湿的梅雨季里微微卷曲，像在无声地抗拒着江南的湿气。

五月二十日那天，我和青梅竹马的恋人走进了民政局。没有婚纱，没有宴席，只有两份盖着钢印的结婚证，和办事员公式化的祝福。我们相识于童蒙时期，在兴趣班的书法课上，她的赵体端庄圆润，我的瘦金体峭拔锋利，两种截然不同的笔迹却常常并列展示。那时的宣纸上，墨迹未干的诗句是我们最初的对话。后来她选择了法学，我投身文学，却始终保持着每周共习书法的习惯。那些临摹碑帖的午后，笔锋转折间藏着我们未说出口的默契。

婚后，我们把两个人的书整整齐齐地放在一起，案头并排放着两方砚台。身为法官的妻子说："判词要如赵体般圆融通达，而文学不妨似瘦金般风骨嶙峋。"于是我的书架上，法学典籍与文学理论比邻而居，就像我们的生命轨迹，在理性与感性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梅雨时节，我们翻动书页的声响交织，砚台里的墨香氤氲在潮湿的空气里。

二十九岁，站在学术生涯的隘口。梅雨连绵，案头摊开的古籍微微返潮，砚台里的墨汁也比平日更难研磨。那些皓首穷经的考据，那些字斟句酌的论文，终究只是试图在时光的泥沼中打下几根脆弱的木桩。而母亲教给我的，是在学术的精确与生命的混沌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许愿时刻，雨水正顺着窗棂蜿蜒而下。二十九年的光阴教会我：最珍贵的承诺往往不需要誓言来装点，就像最好的书法，看似随意却暗藏章法。母亲用半生诠释了思想的重量，妻子用她的法槌教我理解规则的维度。

梅雨还在继续，但我知道，有些东西比阳光更恒久。比如母亲书桌上那盏永远亮着的台灯，比如妻子法袍袖口不经意沾上的墨渍，比如我们之间，那些从孩提时代就开始累积的、一笔一画写就的懂得与默契。在这潮湿的六月，我数着雨滴，也数着生命中的这些恒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