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者（补2-先秦诸子）

弦之轻语

这里要说的诸子，包括着自孔子到韩非子。

就是从春秋末叶到战国末叶，儒、墨、道、法、名这几家的重要代表者。
把孔子放在诸子的开端，在今天大概没有多少人会反对吧。

一来，在当时并没有把孔子怎样特别看待，把“论语”算在“经”的数内，还是后来的事。在今天也没有必要。
二来，把他看做诸子学问的开山者，从学术的观点看来是合理的。因为孔子确是把官学变成私学的第一人。可以当之无愧。

这样，整个诸子时代，大体上包括了整个战国时代，称为“先秦”只是说话上的方便。绝不是可以无限地把时代向上拉长的。

我说诸子思想，仅仅是因为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不单限于哲学。
大凡在思想史开端的时候，各家的思想大都无所不包，从哲学到政治、从修养到教育、并没有专门化。
也不可能专门化的。
除了为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所制限，他们在主观上都想“以其学易天下”，并不是为思想而思想。

如果用“纯哲学”的眼光去衡量他们，结果必然要失败。窥得一斑，失掉全豹。
然而他们都有各自的哲学做他们思想的基础。
不过不是那么死板板的学院哲学罢了。

弦之轻语

他们就因为要以其学易天下的缘故。

对于先行的及并世的其他派别的思想学说不能不有所批判。
在那个过程中，批判者也受了被批判者的影响，或多或少地使自己的思想体系染上了对方的色调。

就这样，整个的先秦诸子思想，在客观上现出了一种好像有机的组织的样子，——
互相制约、互相依存、家和家之间、派与派之际，有着某些斩不断的葛藤。
研究诸子的思想，必须“知人论世”地从这些葛藤中间去找出它们的来龙去脉，总能正确地把握一家、一派、一人的思想的真面目。
这本小书，就尝试着著重这方面来写，能够做得到多少，不敢说，但我相信这样的做法是对的。


让我来举几个例吧
1儒、墨是先秦早期两家相反的显学。而墨家的创始者墨子却是“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淮南子·要略篇》）
可是“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韩非子·显学篇》）
遂至分道扬镳，各自成家。


2稷下黄老学派宋钘、尹文，兴起于儒、墨之后。
而他们的思想中，留下不少调和儒、墨两派的痕迹。
而他们的天道观、又给儒家孟、荀二子以极深的影响。


3孟子以之养其“浩然之气”，走向神秘的唯心主义去。
荀子以之建立“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形成先秦最富有唯物主义因素的哲学。


4韩非师事荀卿，而终集法家的大成。但细按荀子之书，显然可以发现由“礼”到“法”的过渡形态。
韩非的思想，不单是把老师的学说发展，而且经过了一番批判。


5荀子的法术思想，不仅仅是当时新兴社会现实的反映，而且也是他的自然天道观的一种必然的表现。


6名家者流，实际也不是专家。先秦诸子，大多关心于名辩，擅长于论辩的。
而被视为有名的辩者：惠施有道家的倾向；公孙龙的所谓“指”不能说和惠施的“小”没有渊源。
荀子正名，站在儒家的立场，《墨经》作者则继承墨家传统，虽对于墨子学说有所修正或发展，但依然属于墨家的体系。


然而诸子“相訾”“相应”的结果，好像后浪推着前浪，自然而然地构成了一股发展的名辩思潮。
这些，都是研究诸子思想的人应该十分注意的。

弦之轻语

在中国学术的圈地里，先秦诸子的思想，无疑的是第一批开出来的鲜艳美丽的花朵。

这自然有着它的社会根源。
因为那个时代，正是中国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也有人说是从封建社会到郡县社会（争议暂存））的变革时代。

虽然这个变革开始于春秋中叶而完成于汉代，不过
它的重要阶段确在战国时代进行了的。
学术史上的“百家争鸣”正好反映着社会史上的氏族贵族和新兴地主的阶级斗争。

等到了西汉时候，社会变革完成。
思想界也就发生了“尊崇儒学，罢黜百家”的事件。
要是把它简单地看做董仲舒个人所策动，汉武帝一时的高兴，那就错了。
正如不能把诸子的思想，看做出自某些思想家的聪明一样。


社会不会停顿的。
思想也就不可能停顿。

弦之轻语

一切“异端”思想遇到环境对它不利的时候，它就会披着“正教”的外衣而出现。
或者暂时进入伏流的状态，等待着可以让它奔腾澎湃的时机的到来。
近五六十年来，墨学研究的勃兴，就是一个好例子。

但是时代的落伍者，也惯会向古老的思想武库中，找着他们所喜爱的长满了锈的武器，
拿来镀点金，贴上“新”的商标，到处叫卖。

因此，读者如果不愿上当，就必须有点思想发展史的常识。
首先弄清楚先秦诸子的思想，
尤其是它们中间的关系。
总不至于为那些漂亮的商标所贻误。


有兴趣研究思想史的人，也必须养成这种辨析思想葛藤的习惯。
总能透视包裹在“正教”外衣里面的一些有价值的思想的真面目。


在儒家经典支配了近二千年的中国，
这种思想发掘的工作
实在需要人们多多努力去做的，

弦之轻语

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诸子思想对于后来的思想，影响特别大。

几乎没有一个思想家不或多或少地染上了他们中间的某些色彩。
甚至以“冲决网罗”自命的谭嗣同，还替自己的哲学安上“仁学”的名称。

同是这个“人二”的“仁”字
有孔子“仁者爱人”的仁。
有程明道“浑然与物同体”的仁。
真是“见仁见智”的商标。


各种货色，稍不注意，真会叫你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满脑子牢记着哲学名词，不但一点没有用处，
倒是把思想弄糊涂了。
（发展的例子如王船山的《道器论》，戴东原的《孟子字义疏证》，思想比《易传》《孟子》进步，但还用着他们的术语。）


很希望我们的学术界，编写一部好的哲学辞典。
详详细细地对于每一个术语，按着年代，
把各种意思一一还给原来使用它的主人。

自可澄清思想界的混乱。


但在没有这样一部辞典之前，就得靠读者自己按着需要自己动手去做。
我想先把源头搞清楚。
总是一种较简便的方法。
那么，先秦诸子思想的认识，就不仅仅对思想史的研究者有必要的了。
这就是我想写这本小书而且这样地写的缘由。
学力所限
时间和篇幅所限
能够达到这个目的的与否，自己不敢断定，但总算尽了“抛转引玉”的微意。

弦之轻语

第一章 孔子

孔子名丘，字仲尼，祖先是宋国的贵族。
到了他父亲鄹叔纥做鲁国鄹邑的大夫，才成为鲁人。
在他年少时候，家境已经不好了。
他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死于周敬王四十一年（公元前五五一——四七九年）。

孔子不单是儒家的开山祖，同时也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位公开的教育大家。
他最先把古代氏族贵族所专有的《诗》《书》《礼》《乐》这类学问，普及地教给民间。
只要致送“束脩”，他是不问来学者出身贵贱的（所谓“有教无类”）。

这样就把官学变成了私学。

也正是因为有了私学，才有“百家之学”。
儒家学派就是最先成立的，

《庄子·天下篇》说过：“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
并把它叙述在墨家之前，这是和客观的学史符合的。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儒家学术是继续着西周以来世传的诗书礼乐。

虽然关于谁是孔子的老师，有种种的说法，但他所学的总不出乎诗书礼乐的范围。
则毫无可疑。
他自己不就是这样说吗：“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或曰述天，争议暂存）》
的确是老实话。

弦之轻语

孔子崇尚“礼”。（/*礼即为等级制*/）
但他同时也提倡“仁”。

前者是他所因，后者则为他所创。

他的中心思想在于仁，礼不过是“为仁”的方法。
他自己就这样说过：“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篇》

在他看来，没有仁的礼乐，是没有生命的形式，毫无意思。
在记录他的言行最可靠的《论语》中，孔子回答弟子们的问仁，
常因为“因材施教”而有种种不同的说法。
就中，答颜渊问仁一则，是比较具有原则性的。


颜渊问仁。
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颜渊曰：请问其目。
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颜渊篇》


什么叫做“仁”？
《中庸》曰：“仁者，人也。”
《礼记》郑注说是所谓“相人偶”之意。
古语：“相人偶”者，谐合耦俱，彼此亲密之辞也。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和人在一起，相处得融洽的意思。


所以，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篇》）。如果不是爱人，根本就不会和人相处得好。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篇》）
这虽着重做官的说，还是以“爱人”为根本义。
“出门”“使民”要客客气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不是“有己无人”的人可以做得到的。
如果做到了，自然在大夫的家、可以不招怨，在诸侯的邦，也不招怨。


怎样地做呢？
其条目，就是视听言动都须依礼。
要爱人，就不能只知有自己。要以礼为标准，就不能专凭主观的好恶。这就是“克己”。
克己和复礼，原来是一件事的两方面。

弦之轻语

孔子告诉曾子说：吾道一以贯之。
他这个“一贯”的方法，曾子就理解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篇）
照上引孔子答仲弓的话看来，这样的理解是对的。

因为“忠恕”正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正是“为仁”的方法。

提倡“爱人”的仁，并把这德目做思想的中心，这是表现孔子进步的一方面。
至少已是“目中有人”，就是说已经看到庶人阶层的抬头，也是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实。

在少年贫贱，但究竟是出身没落了的贵族家庭，自幼所学又是古代传来的“诗书礼乐”那一套，
所以讲到具体的“为仁”的方法，就舍不得素来熟悉的“礼”了。

尽管他重内容不重形式，曾经说过：“礼，与其奢也，宁俭；与其易也，宁戚。”（《八佾》篇）
曾经说过：“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篇）
但是这所谓“礼”也者，在当时还是那种以“礼不下庶人”为精神的礼。

于是他所提倡的“仁”和他所崇尚的“礼”就不免发生了矛盾。

弦之轻语

礼就大大限制了仁。

在他的思想中，落后的因素，终竟超过了进步的因素。
而使他说出了“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这样守旧的话。
这里“君子”与“小人”的对举，是指社会阶层的区别，不是指道德品格的高低。
如果是指道德品格，既是“君子”便没有“不仁者”了。
这是他的限界。
但若因此把他那提倡仁的进步倾向也加以抹杀，则是不对的。

这一限界，
须从孔子所处的社会去找说明。
大抵周、秦间的社会变革——由奴隶制到封建制（/*或曰封建制到郡县制，争议存疑*/）
已萌芽于春秋中叶。
春秋在鲁宜公十五年特书“初税畝”就是文献所遗留下来的旧社会已经开始变革的标志。

当孔子时，已经是“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季氏》篇）
大概所谓“五世”也是从宜公算起的。
变革的先后快缓，在各国当然不尽相同。
它的具体情形可能并不一致，“书阙有间”，现已无从详考。

但从大体说来，这个过程，
其始殆由于中下层氏族贵族压榨奴隶的劳力，开拓羡地，增殖私田，再加“夺室”，“夺田”，“聚饮”，“放债”，
渐渐地富有了自己，然后凭借富力收揽人心，以提高其政治地位，遂造成了“禄去公室，政逮大夫”的现象。

弦之轻语

自孔子已“富与贵”并提，《论语》也称“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饮”，
惹得他老先生大生其气，要“小子鸣鼓而攻之”（《先进》篇）

《韩非子·外传》说：右上也记载齐景公与二弟争民的故事说，
“齐景公之晉，从平公饮，师旷侍坐，......酒酣，将出，又复问政于师旷曰：太师何以教寡人？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归，思，未醒，而得师旷之所谓。公子尾、公子夏者，景公之二弟也，甚得齐民，家富贵而民悦之，擬于公室。“此危我位者也。今（师旷）谓我惠民者，使我与二弟争民耶？”于是返回，发廩粟以赋众贫，散府余财以赐孤寡。......居二年，二弟出走，......”

这是表现了当时富力左右政权的好例，大抵事当时一般的现象。
所以，韩非子说：“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羣臣之太富，君主之败也”
又说：“人主不能用其富，则终于外地也。晉之分也，齐之夺也，皆以羣臣之太富也。”（《爱臣》篇）

富，使下层上升，也使上层下降。
“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孔子语，上引《季氏》篇）
“乐、郃、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皁隶”（《左传·昭三年传》）

其表现在政治文化上，就是诸侯肆行，礼乐僭侈，处士横议，百家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