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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6-1-17 18:32| 字数 6,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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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贾宜的《治安策》白话文）
4梁国太傅贾谊向文帝上疏说:“我私下认为现在的局势,应该为之痛哭的,有一项,应该为之流涕的,有两项,应该为之大声叹息的,有六项;至于其他违背情理而伤害原则的事,很难在一篇上疏中一一列举。那些向陛下进言的人都说:‘现在天下已经安定了，已经治理得很好了’,唯独我认为没有达到那种境界。那些说天下已经安定大治的人，不是愚蠢无知,就是阿谀逢迎,都不是真正了解什么是治乱大体的人。有人抱来火种放在堆积的木柴之下,自己睡在这堆木柴之上,火还没有燃烧起来的时候,他便认为这是安宁之地;现在国家的情况，与此有什么不同!陛下为什么不让我在您面前详细地说明这一切,因而提出使国家真正大治大安的方案，以供陛下仔细斟酌选用呢!
“假若所提的治世方法,需要劳神苦思,摧残身体,影响享受钟、鼓所奏音乐的乐趣，可以不加采纳;我的治国方策，享受的乐趣与现在相同,却可以带来封国诸侯各遵法规,战争不起,匈奴归顺，百姓温良朴素,陛下在世时被称为明帝,死后成为明神,美名佳誉永垂青史,使您的顾成庙被尊称为太宗,得以上配太祖共享祭祀，与大汉天下永存,创设准则,标立纪纲,成为万世的法度;即便是后世出现了愚鲁、幼稚、不肖的继承人,由于他继承了您的鸿业和福荫,仍可以安享太平。凭陛下的精明练达,再使稍微懂得治国之道的人能够辅佐您,要达到这一境界，并不困难。
“封立的诸侯王过于强大,就必定产生君臣上下相互猜疑的形势,封王多次遭受祸殃，陛下经常为此担忧,这根本就不是安定君主保全臣子的好办法。现在有的诸侯王,本是陛下的亲弟弟,却图谋称东帝，有的本是陛下的亲侄子,却要发兵向西攻打京师;最近又有人检举吴王要图谋不轨了。现在陛下正当壮年,朝政没有过失,恩德有加,他们还做出这般事情;更何况那些最大的诸侯王国，权力几乎是上述几王的十倍呢!
“但是，现在天下却基本安宁,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许多大国的封王年龄还小，不到成人的时候,汉朝廷所任命的太傅、相正控制着王国的权力。再过几年,封立的诸侯王基本都成人,血气方刚，朝廷所任命的太傅、丞相只能称病辞职而被罢免,诸侯王在封地内,县丞、县尉以上的官员都是他所安置的私人党羽;到了这种地步,他们还会做出不同于淮南王、济北王谋反的事情来吗!那时要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就是像尧和舜那样的圣人,也无法做到。
“黄帝说:‘中午阳光最好的时候，一定要晒东西!手中握有利刃的时候,就要不失时机地宰杀牲畜。’现在如果按照这一原则行事,要保全臣子、安定君主很容易做到;如果不早采取措施,等到骨肉之亲已犯罪,再去诛杀他们,难道与秦朝末年君臣兄弟相互残杀有什么不同吗!那些自恃强大而谋反的异姓诸侯王,汉朝廷已幸运地战胜了他们,却又不改变异姓王所以能够造反的客观条件;同姓诸侯王也会仿效他们而图谋叛乱,这已有征兆了,其形势又同以前一样。祸患的变化，不知它的去向,像陛下如此英明的皇帝在位都不能平安,保证社会安定,后世又会怎么样呢!
“我私下追寻前事的踪迹，大体上是势力强大的诸侯王先造反。长沙王国只有二万五千户百姓,在高祖封立的功臣王中,长沙王吴芮功劳小,但他的封国保存最完整,与朝廷的关系疏远,但却最忠心。这不仅因为吴芮的为人与其他诸侯王不同，也是国小势弱这种客观形势使他这样的。假设当初让樊哙、郦商、周勃、灌婴各自占据数十城的封地而称王,到今天很可能已经残灭了;假若让韩信、彭越一类人物,受封为彻侯而安居，他们得以保全至今,也是可能的。那么,治理天下的根本大计就可知了:要想使受封的诸侯王都忠于朝廷,最好的方法是让他们都像长沙王那样国小势弱;要想使臣子不被诛杀剁成肉酱,最好的方法是让他们都像樊哙、郦商等人那样;要想使天下长治久安,最好的方法是分封许多诸侯王国而削减每个王国的实际力量。王国势弱就容易约束诸侯遵守礼义,封地狭小诸侯就不会有野心。使全国的形势，如同身躯指挥胳臂,胳臂指挥手指，都能服从命令,诸侯王国的封君不敢产生异心,从四面八方一致听命于天子指挥。分割王国的封地,定立制度，把齐，赵、楚各分为若干个小国,使齐悼惠王、赵幽王、楚元王的后世子孙都按次序得到其祖先的一份封地,土地全部分割完毕为止;那些封地被划分为许多小国而国王的子孙很少的封国,先把分割的小国建立起来，暂时空悬封君之位,等生育了子孙之后,再让他们做先已建立的小国的封君;原属诸侯王国所有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百姓,天子都不贪图,这样做只是为了实现天下大治而已。如果做到这些,就是让婴儿做皇帝也会安宁无事,甚至于皇帝去世,只留下遗腹之子,群臣对先帝的衣物朝拜天下也不会发生动乱;这样，皇帝在世时可以实现大治,后代人也会称颂圣明。陛下是怕谁而迟迟不这样办呢!
“目前天下的形势,正如同一个人得了足肿病一样，一只小腿几乎与腰一样粗，一个脚指几乎与大腿一样粗,平常屈指伸腰的活动都不能如意，一两个脚指搐痛,全身都无法应付。错过目前时机不给以医治,必定成为无法医治的顽症,以后即便是有扁鹊那样的神医,也无能为力了。目前的病还不仅仅是得了浮肿,还遭受着脚掌反转不能行走的折磨。楚元王的儿子,是皇帝陛下的堂弟;可现在的楚王,却是陛下堂弟的儿子了。齐悼惠王的儿子,是陛下的亲侄子;可现在的齐王,却是陛下侄子的儿子了。与陛下血缘很亲近的人，有的还没有被封立为王,以稳定天下,而那些与陛下血缘很疏远的人，有的却已经手握大权，开始形成对天子的威胁了。所以我才说国家形势之险恶，不仅仅如同人得了浮肿一样，还遭受着脚掌反转不能行走的折磨。我所说应该为之痛哭的,就是这个疾病。
“天下的形势,如同一个人正在脚朝上,头朝下倒吊着一样。天子是天下的头颅。为什么这样说?天子是尊贵的君主。被称为蛮夷的四方部族,是天下的双脚。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们是卑贱的臣属。现在匈奴态度傲慢，侮辱朝廷,侵夺地方,劫掠人民，极为不敬，但是汉朝廷却要每年向匈奴奉送黄金、丝绵和采邑的丝织品。双脚反而在上,头颅却在下面,这样倒吊着,谁也不能解救,国家到了如此地步,能说国家有贤人吗?这是值得人们为之流涕悲伤的。
“现在陛下不去进攻强敌而去猎取野猪，不捕捉造反的盗贼而去捕捉圈养的兔子,沉湎于微不足道的娱乐之中而不考虑消除大患,威德声望本来可以远播,但现在距离长安只有数百里外的地方,朝廷的威望和政令没有效力了。这又是值得为之流涕悲伤的事。
“现在平民居住的房屋,可以用皇帝的衣饰材料装饰墙壁;地位下贱的妓女戏子,可以用皇后的头饰来打扮自己。况且,皇帝自己身穿粗丝黑衣服,而那些富民却用华丽的绣织品去装饰房屋墙壁;天子的皇后用来加在衣领的边饰，,平民的小妾却用来装饰鞋。这就是我所说的悖乱。如果一百个人生产出来的丝绵绸缎满足不了一个富人穿用,要想使天下人不受寒冷之苦,怎么能办到呢;一个农夫耕作,却有十个人聚来分食吃,要想使天下人不受饥挨饿，是不可能的;天下百姓饥寒交迫,要想使他们不做奸邪的事,是不可能的。这是应该为之深深叹息的。
“商鞅抛弃礼义和仁爱恩惠,心思全在于进取;他的新法在秦国推行了两年,使秦国的风俗日益败坏。所以秦国的人，家中富有的，儿子长大成人就与父母分家，家庭贫穷的,儿子长大后就出去当卑贱的赘婿;儿子借农具给父亲,脸上就显示出施恩的表情;母亲来拿簸箕扫帚,立即遭到责骂;儿媳抱着怀中吃奶的婴儿，竟与公爹并坐一起;媳妇与婆婆关系不好,就公开争吵。秦人只知慈爱儿子、贪求财利,这与禽兽已经没有多少差别了。直到现在,秦人的这种残余风俗还未改变,抛弃礼义,不顾廉耻的风俗，一天比一天严重,可以说是每月都在发展，每年都有不同。人们在做某件事之前，并不考虑它是否应该做,而只考虑能不能获取利益。现在甚至已有子弟杀其父兄的了。而朝廷大臣只把郡县地方官员不在规定期限内向朝廷上交统计文书作为重大问题,对于风俗的恶化，世风的败坏,却安然不觉惊怪，耳闻目睹都不能引起注意,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事。移风易俗，使天下人回心归向正道，这不是庸俗的官吏能做到的。庸俗的官吏只能做一些处理文书档案的工作,而不知道治国的大体。陛下自己又不忧虑这些问题,我私下为陛下感到惋惜!怎么不现在就确定根本制度,使君主像君主,臣子像臣子,上上下下各有等级,秩序井然，使父子六亲各自得到他们应有的地位呢!这一制度一确立,后世子孙可以久安,而后代君主就有了可以遵循的准则了。如果不确立根本制度,就如同横渡江河却没有缆绳和船桨一样,行船到江河中心遇到风波,就一定会翻船。这是值得深深叹息的。
“夏朝、商朝、周朝的天子尊位都传袭了几十代,秦作天子却二世而亡。人性相差并不很大,为什么夏、商、周三代的君主有道而维持了长期的统治,秦无道而十分短促呢?这个原因是可知的。古代英明的君主，在太子诞生时,就按照札义对待他，有关官员衣冠整齐庄重肃穆,到南郊举行礼仪,沿途经过宫门就下车,经过宗庙就恭敬地小步快走,所以,太子从婴儿时起,就已经接受了道德礼义的教育。到太子儿童时期,略通人事,三公、三少等官员用孝、仁、礼、义去教育他，驱逐奸邪小人，不让太子见到罪恶的行为,这时，天子从天下臣民中审慎地选择为人正直、孝顺父母、爱护兄弟、博学多识而又通晓治国之术的人拱卫、辅佐太子,使他们与太子相处，一起活动。所以,太子从诞生之时开始,所见到的都是正事，所听到的都是正言,所实行的都是正道,前后左右都是正人。一直与正人相处,他的思想言行不可能不正,就好像生长在齐国的人不能不说齐国方言一样;经常与不正的人相处,就会变成为不正的人，就像生长在楚地的人不能不说楚地方言一样。孔子说:‘从小养成就如同天性，习惯就如同自然。’学习礼义与开发智力同步进行，一起增长,所以无论如何切磋都无愧于心;接受教化与思想见解一起形成,所以道德礼义观念就如同天生本性一样。夏、商、周三代所以能长期维持统治,其原因就在于有教育、辅佐太子的这套制度。到秦朝局面全变了,秦始皇派赵高做胡亥的老师,教他学习断案判刑,胡亥所学到的，不是斩首、割人鼻子,就是灭人家的三族。胡亥头天当了皇帝,第二天就用箭射人，把出以忠心进谏的人说成诽谤朝政,把为国家深谋远虑的人说成妖言惑灰，把杀人看做割草一样随便。难道这仅仅是因为胡亥天性凶恶吗?是由于赵高诱导胡亥学习的内容不符合正道。民间俗语说:‘前车覆,后车诫。’秦朝所以很快灭亡,覆车的辙迹是可见的;但如不避开,后车又将倾覆。天下的命运，决定于太子一人，要使太子成为好的继承人，在于及早进行教育和选择贤人做太子的左右亲随。当童心未失时就进行教育，容易收到成效;使太子知晓仁义道德的要旨,是教育的职责;至于使太子在习惯中养成善良的品行,就是他的左右亲随的职责了。北方的胡人和南方的粤人,刚出生时的哭声一样,吃奶的欲望和嗜好也没有什么不同;等长大之后形成了不同的风俗习惯,各操自己的语言,虽经多重翻译都无法相互交谈，有的人宁可死也不愿到那里生活,所以出现这样大的差异，完全是教育和习惯所形成的。所以我才说为太子选择左右亲随、及早进行教育是最为紧迫的事。如果教育得当而左右都是正直的人，,那么太子就正了，太子正天下就可安定了。《周书》上说:‘天子一人善良,天下百姓全都仰仗他。’教育太子是当务之急。
“人的智力,能认识已经发生的事，不能认识将要发生的事。札的作用在于将某一行为在它即将发生之前给以制止,法律则是对已发生的行为进行惩罚。所以法律的作用易见，而礼的作用难知。用奖赏来奖励善行,用刑罚来惩治罪恶，先王推行这样的政治，坚定如金石;实施这样的法令,准确无误如春夏秋冬四季;有了这一公正的原则,政治才能像地载天覆一样无偏无私;怎能认为先王不使用奖赏和刑罚呢?然而，人们一再称赞的礼,可贵之处在于能将罪恶杜绝在尚未形成之前，从细微之处推行教化,使天下百姓自己不知不觉地日益趋向善良、远离罪恶。孔子说:“审理讼案,我与别人一样;然而我一定要使讼案不发生!’为君主出谋划策,首先应审定选择什么,抛弃什么,取舍标准在内确立,相应的安危后果就会表现于外。秦始皇想尊奉宗庙安定子孙后代,这与商汤和周武王是相同的;但是,商汤、周武王广泛推行德政,他们建立的国家得以保存了六七百年;秦始皇统治天下只有十多年就完全覆灭了。这里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商汤、周武王决定取舍很慎重,而秦始皇决定取舍不慎重。国家政权,本来就是一个大器物;现在人来安置器物，把它放在安全的地方就安全,放在危险的地方就危险。治理国家的情况，与放置器物没有什么不同,关键就在天子把它安置在什么地方。商汤、周武把天下安置在仁、义、礼、乐之上，子孙相传数十代,这是天下人所共知的;秦始皇把国家安置于法令、刑罚之上,几乎祸及自身,而子孙被灭绝,这是天下人有目共睹的。这不是充分证明了取舍不同后果就明显不同吗!有人这样说:‘要判断某人所说的道理正确与否,必须观察事实,那样，说话的人就不敢胡言乱语了。’现在，有人说,治理国家,礼义不如法令，教化不如刑罚，君主为什么不拿商朝、周朝、秦朝盛衰兴亡的事实去观察、分析呢!君主的尊贵，如同大堂,群臣好像堂下的台阶,，百姓如同平地。所以，如果有九层台阶，堂的边角远离地面,那么，堂就显得很高大;如果台阶没有层，堂的边角接近地面,堂就很低矮。高大的堂难以攀登低矮的堂屋就容易受到人的践踏，情势就是这样。所以古代明君设立了等级序列，朝内有公、卿、大夫、士,朝外有公、侯、伯、子、男等封爵，下面还有官师、小吏，一直到普通百姓,等级分明,而天子凌驾于这个等级序列的顶端,所以,天子的尊贵是高不可攀的。
“俗语说:‘欲投鼠而忌器。’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老鼠靠近器物，人们尚且怕砸坏器物不敢扔东西打它,更何况对于那些接近皇帝的亲贵大臣呢!君主用廉耻礼义来约束君子,所以对大臣可以命令他自杀而不能刑杀和侮辱。正因为如此,刺面的黥刑、割鼻子的剿刑都不施加到大夫身上,因为他们就在君主身边;按照礼的规定:臣子不敢察看为君主驾车的马的年龄,用脚踢了为君主驾车的马所吃的草料,就要接受惩罚,这样做是为了及早防止臣下对君主有不敬行为。现在诸侯王、列侯、三公这些高级官员,都是天子要改容礼待的人物,相当于古代天子所称的伯父、伯舅;而现在却使他们与平民百姓一样接受刺面、割鼻、剃须发、断脚、笞打、蓐骂、斩首示众等刑罚，这样不正如同堂没有台阶了吗!遭受杀戮凌屎的人不是太迫近皇帝了吗!不提倡廉耻,那些手握大权的大臣，不是就要虽有朝廷大员的地位却像刑徒罪隶那样毫无羞耻之心了吗!望夷宫事变,秦二世被判重罪,就是投鼠而不忌器的惯习。我听说:鞋不管怎样光鲜,都不能放在枕头上,帽子不管怎样破旧,不能用来垫鞋底。如果一个人，曾经出任过高级官员，天子曾庄重地对他以礼相待,吏民曾对他俯伏表示敬畏,现在他有了过失,陛下免去他的官职是可以的,斥退也可以,命令他自杀也可以,诛灭也可以;如果陛下下令让人用绳子把他捆绑起来,押送到管理刑徒的官府,罚他做官府的刑徒,管理刑徒的小吏可以对他责骂笞打，这些恐怕是不应该让百姓见到的。如果卑贱的人熟知达官贵人一旦犯罪被贬责，我也可以对他进行凌孱,这是不利于提倡尊重高官、礼敬显贵的。古代大臣有因为不廉洁而被罢废的,不说他不廉洁,而说是‘箫簋不饰’;有犯了污秽淫乱、男女杂居罪名的,不说他淫秽,而是说他‘帷薄不脩’;有因为软弱无能不能胜任的,不说他软弱无能,而说他‘下官不职’。所以,显赫的大臣即是确实犯了罪，仍不直接点破他所犯的罪过,还是迁就他,为他避讳。所以那些罪在严谴遣、斥问范围的大臣,听到严谴遣斥问就身穿丧服,白帽悬挂毛缨,带着盛水的盘和佩剑,自己来到专用于官员请罪的请室，接受处置,君主并不派人去捆绑牵引他。其中有犯了中等罪行的,听到了判决罪名就自杀,君主不派人割他的脖子。犯有大罪的,听到判决旨意之后,就面向北方叩拜两次,跪着自杀,君主不派人揪着他的头发斩下首级。君主可以说:‘您自己犯有过失，我对您是以礼相待的。’君主对臣以礼相待,群臣就会自爱;君主以廉耻约束臣子,臣子就会重视气节品行。如果君主以廉耻、礼义对待臣子,而臣子却不用气节品行报答君主,那他就不像个人了。这种习俗如果蔚成风气,那么做臣子的都只考虑操行,而不去考虑利益,坚守气节而尊重大义,所以君主可以放心地委托臣子掌管治国大权,可以把尚未成人的君位继承人托付给大臣辅佐，这就是推行廉耻、提倡礼义带来的结果君主有什么损失啊!放着这样的事不做,却长期地实行戮辱大臣的错误办法,所以我说，这是值得深沉地叹息的。”
贾谊是因绛侯周勃先前被逮捕下狱,直到最后也没有查出罪证，所以用这样的话来讽劝文帝。文帝认真地采纳他的建议,注意用札义气节对待臣下,从此之后,大臣犯罪,全都自杀,不受刑杀的凌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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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松子喜欢投环送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