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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6-3-8 17:21| 字数 4,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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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纪九汉武帝建元元年(辛丑,公元前140年)
1冬季,十月,汉武帝下诏，令大臣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的人才,武帝亲自出题,围绕着古往今来治理天下的“道”,进行考试。参加考试的有一百多人。广川人董仲舒在回答说:“所谓的‘道’,是指由此而达到天下大治的道路,仁、义、礼、乐都是推行‘道’的具体方法。所以,古代圣明的君王去世之后,他的后代可以长期稳坐天下,国家几百年太平无事，这都是推行礼乐教化的功绩。凡是君主，没有人不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安宁长存,但是政治昏乱、国家危亡的却很多。用人不当,治理国家的方法不是正道,所以国家政治一天比一天接近灭亡。周王朝在幽王、厉王时期出现衰败,并不是由于治国的道路不存在了,而是由于幽王、厉王不遵循治国之道。到了周宣王在位时,他仰慕过去先王的德政,恢复被淡忘的先王善政弥补残缺,发扬周文王、周武王的功业,周代的王道再次焕发出灿烂的光彩,这是日夜不懈地推行善政而取得的成效。
“孔子说:‘人可以发扬光大道,而不是道弘扬人。’所以,国家的治乱兴亡在于君主自己,只要不是天意要改朝换代，统治权就不会丧失;君主的作为悖理错误,就会丧失统治地位。做君主的人,要端正自己的思想,整肃朝廷,整肃了朝廷才能用以整肃百官,整肃了百官才能用以整肃天下百姓,整肃了天下百姓才能用以整肃四方的夷狄各族。四方的夷狄各族都已整肃完毕,远近没有胆敢不统一于正道的,就没有邪气冲犯天地之间,因此阴阳谐和,风调雨顺，生物安和相处,百姓繁衍生息,所有象征幸福的东西和可以招致吉祥事,全都出现,这就是王道的最佳境界了!
“孔子说:‘凤凰不来,黄河也不出现图画,我算完了!’他认为自己的德行本可招致这些祥瑞,但因为身分卑贱不能招致,而感到悲哀。现在,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身居得以招致祥瑞的尊位，手持可以招致祥瑞的权势,又有能够招致祥瑞的资质;品行高尚而恩德深厚,头脑聪明而心地善良,爱护百姓而尊重贤士,可称得上是仁义君主了。但是,天地没有相应的表示,祥瑞没有出现,原因何在?主要在于没有推行道德教化，百姓没有走上正路。百姓追逐财利,就如同水流向低处一样，不用教化筑成堤,就不能阻止。古代英明的君主深知此理,所以面南为王怡理天下时,没有不把教化作为根本大事的。建立太学，以便在都城兴起教化，兴办学府,以便在地方城邑中开导民众,用仁来感化民众,用义来激励民众,用礼来节制民众,所以,当时的刑罚很轻而没有人触犯法禁,其原因在于推行了教化而社会风俗很好。圣明的君主继承乱世道,首先要把它的一切残余全部扫除,还要推行教化,提高教化;教化已见明效,好的社会风俗已经形成,，子孙后代沿袭不变,实行五六百年也不会衰败。秦朝毁弃先代圣王的治国之道,实行不顾长远、只顾眼前的统治方法，所以立国仅有十四年就灭亡了秦遗留下来的恶劣影响至今还没有清除，导致社会风俗浅薄恶劣,百姓不讲忠信德义,抵触冒犯,殊死反抗,风俗竟然败坏到如此程度。我私下做了这样一个比喻:琴瑟声音不和谐，严重时必须解下旧弦,更换新弦,才可以弹奏;实施统治遇到了阻碍,严重时一定要加以改变,才能治理好国家。所以,自从汉朝得到天下以来，一直想治理好国家,但至今没有治理得好,其原因就在于应当实行改革的时候而没有实行改革。“我听说圣明的君主治理天下,臣子年幼时就学习知识,成年后就给他官位以磨砺他的才能,颁给爵位俸禄以培养他的品德,实施刑罚以威慑他的罪恶念头,所以，百姓才能通晓礼义，而以冲犯君主为耻。周武王奉行天下大义,推翻了独夫民贼,周公制作了礼和乐来修饰周政;到了成王、康王的大治时期,没有人犯罪,监狱空虚长达四十多年。这也是教化的浸润和仁义的流布,而不止是伤残皮肉的刑罚的成效。到秦代就不是这样了。秦尊奉申不害、商鞅的法令,实行韩非的学说,憎恶圣明帝王的治世之道,提倡贪求财利的风俗，只看虚名而不注重实际,做好事的人不一定能幸免受刑罚,而做坏事的人也不一定能受到惩罚。因此,百官都粉饰虚名假誉而不注重实际政务,表面上有侍奉君主的礼仪，内心却有背叛君主的念头,弄虚作假,追逐财利,毫无廉耻;所以遭受刑罚的人很多,死人相连,但是犯罪却没被制止,是风俗的影响造成了这样的状况。现在陛下统治全国,天下没有不服从的,但是却没有给百姓带来功德,大概是由于您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吧。《曾子》一书说:‘尊重所听到的道理,他就算是高明了;实践所知道的知识,他就算是光大了。高明光大，不在于别的,就在于认真注意罢了。’希望陛下能依据所听到的道理,真诚地信奉它并把它推行开来，那么,您与圣明的三王就没有什么不同了!
“平常不招徕和尊重士人，而想求得贤能之臣,就好像不雕琢玉石而想得到花纹美丽的玉器一样。所以,招徕和尊重士人的方法,莫过于兴建太学;太学,是贤士的来源,是推行教化的根本。现在,让一郡、一国的所有民众都来回答,而没有一个符合诏书要求的人才,这说明上古圣王之道常常灭绝了。臣希望陛下兴建太学设置学识渊博的老师,用来培养天下的士人，经常考试以便学生能全面表现自己的才能,就可以得到出类拔萃的人杰了。现在的郡守和县令,是百姓的表率,其职责就在于上承仁德而向下传播教化;所以，如果这些表率人物无德无才,就会君主仁德不能传播,恩泽不能流布。现在的官吏都不能教化民众，有的还不遵守朝廷的法度,残酷地虐待百姓,与坏人勾结,贪求财利,百姓贫困孤弱,冤屈痛苦，无法维持生计,十分不合陛下的心愿;所以,阴阳不和，凶气充满天地之间,读书人不能顺心,天下百姓不得幸福,这都是官吏不称职造成的后果!
“官吏大部分出自郎中、中郎、二千石官员的子弟,选任郎官又以家庭富于资财为条件,所选的人未必是贤能的人。而且,古代所说的‘功’,是按照任官政绩的好坏来区分大小,并不是指任职的累积时间;所以，本事小的人,即使是任职时间很长，也仍做小官,贤能的栋梁之材,即使任职时间很短,也不妨做辅政大臣,所以,官吏们都尽心蝎力，一心做好本职工作而建功立业。现在就不是这样了。累积时日就可以猎取富贵,任期长久就可以升官晋职,因此,廉洁与耻辱相互转化搀杂,贤能和不肖混淆,不能判明真伪。我认为应让列侯、郡守、二千石官秩的官员,各自从所管理的官吏、百姓中选择贤能的人，每年向朝廷选送二人,到宫中服务,而且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观察大臣的才能高低;选送的人有贤德,就给以赏赐,选送的人不好，就给以惩罚。如果这样，所有二千石官员都会全力以赴地寻求贤人,天下的人杰都可以成为国家官员而为皇上效力了。把天下的贤人都吸收到朝廷中来,那么,三代圣王的功业不难于造就,而且尧舜的美名也可以企及。不要用任职时间长短计算功劳，而以实际考察出来的贤能为上,根据各人才能大小给以不同的官职,核查品行的高低而确定不同的地位,就会使廉洁和耻犀、贤与不肖区别得很清楚了!“我听说积少成多,积小成大,所以古代的圣人,没有一个不是由默默无闻而变成美名远扬，由卑微而达到显赫;因此,尧起步于诸侯之位，舜兴起于深山之中,并不是一日之内突然显赫起来,应该说是逐渐达到的。言语是由自己说出来的,不能阻塞;行为是由自身做出来的,无法掩饰;言语和行为,是治理天下的重要内容,君子正凭借着它而感动天地。所以,能做好一切小事的人,才能成就大业，能注意一切细微的人,才能功德彰明。本身积累善德,就像人的身体长高时那样,每天都在增长自己却不知道;本身积累恶行，就像灯火消耗灯油一样，自己也没有察觉;这正是唐尧虞舜成就美名和夏桀商纣令人悲悼戎惧的原因
“快乐而不淫乱,反复行善而不厌倦,这就是‘道’。遵循道行事,万世无弊害;只要有弊害产生，一定是因为没有按照道行事。一定是因为执行先王之道有所偏废,所以政治昏乱政令不行,补救的方法,就是运用王道中被偏废的部分去补救积弊罢了。三代圣王的治国之道,侧重点各有不同,并不是它们相互矛盾，它们都是为了医治社会积弊,只是由于各自面对的社会情况不同,才形成了治国之道的不同。所以孔子说:‘要说无为而治的人,应该是舜吧!’舜改换历法,改变衣服颜色,只是顺应天意罢了。其余一切都遵循尧的治国之道,哪里改变过什么呢!所以,圣明的君主，有改变制度的名义,而没有改变治道的实际内容。然而,夏代推祟忠直,商代推祟恭敬,周代推崇礼仪,形成这种不同的原因,是因为它们要各自拯救前朝的缺失,必须使用各自不同的方法。孔子说:‘商代继承了夏代的制度,所废除的和增加的是可以知道的;周代继承了商代的制度,所废除的和增加的是可以知道的;若有人继承周代.就是过了一百代之后所实行的制度,也可以推测得出来。’这是说百代君主所用的治国之道,也就是使用夏商周这三种了。夏代是继承了有虞氏的制度,而孔子唯独没有说到两者之间的增减,是因为两者的治国之道一致,而且所推崇的原则相同。道之所以精深博大，是因为它来源于天，只要天不变,道也就不会变;所以,夏禹继承虞舜,虞舜继承唐尧,三位圣王相互授受禅让天下,而遵循相同的治道,是因为其间不需要补救积弊,所以孔子不说他们之间的增减。由此看来,继承一个大治的朝代,继起者实行与原来相同的治国之道;继承一个政治昏乱的朝代,继起者一定要改变治国之道，
“现在汉朝是在大乱之后而建国的,似乎应该略为改变周代制度的过分强调礼仪,而提倡夏代的忠直之道。古代的天下,也就是现在的天下,同是这一个天下,为什么古代与现在相比,却会有那么大的差距!为什么败坏到如此程度?估计或许是因为没有遵循古代的治国之道吧,或许是因为违背了天理吧?“天对万物也有一定的分配赐予:赐给利齿的动物不让它再长犄角，赐给双翅的鸟类只让它有两只脚,这是让已受大利的,不能再取得小利。古代那些接受俸禄的官员，不许靠气力谋食，不得经营工商末业，这也是既得大利就不能再取小利,与天的旨音是相同的。那些已得大利又要夺取小利的人,连天都不能满足其贪欲,更何况人呢!这正是百姓纷纷怨叹困苦不足的原因。那些达官显贵，身受朝廷荣宠而居高位，家庭富裕又享受丰厚俸禄，于是凭借着既富又贵的资本和权势,在下面与平民百姓去争利,百姓比得上他们啊!百姓逐日逐月地被削弱,最后陷入穷困。富裕的人奢侈成风挥金若土,穷困的人走投无路苦不聊生;百姓没有感觉到活着有什么乐趣，怎么能避免犯罪呢!这正是刑罚繁多却不能制止犯罪的原因。天子的官员,是平民百姓观察仿效的对象,是远方各民族从四面八方向中央观察仿效的对象;远近的人都观察和仿效他们,怎么可以身居贤人的高位却去做平民百姓所做的事呢!急急忙忙地追求财利,经常害怕穷困,这是平民百姓的心理状态;急急忙忙地追求仁义，经常害怕不能用仁义去感化百姓,这是官员应有的意境，《易经》说:‘既背负着东西又乘车,招来了强盗抢劫。’乘坐车辆,这是君子的位置;身背肩担，这是小人的事;《易经》的这句话,是说居于君子尊位而去做平民百姓的事,这样的人，一定会招来祸患。如果身居君子的高位,而有君子的行为,那么,除了用当年公仪休在鲁国为相辅政的方法之外,就没有别的方法了
“《春秋》推崇的天下一统,这是天地之间的永久原则,是古往今来的一致道义。现在,每个经师传授的道不同,每个人的论点各异,百家学说旨趣不同,因此,君主没有办法实现统一,法令制度多次变化，臣下不知应该遵守什么。我认为,方向不同,所有不属于儒家‘六艺’范围之内,不符合孔子学说的学派,都禁绝其理论，不许它们与儒学并进,使邪恶不正的学说归于灭绝,这样做了就能政令统一,法度明确,臣民就知道该遵循什么了!”
武帝很赞赏董仲舒的对答,任命他做江都国的相。会稽人庄助也以贤良的身分参加了考试对答,武帝擢拔他担任中大夫。丞相卫绾向武帝上奏:“举荐来的贤良,有研究申不害、韩非、苏秦、张仪的学说,扰乱国家政治的,请都予以遣返。”武帝批准了奏请。董仲舒从小研究《春秋》,孝景帝时做了博士官,进退举止，不做任何不合乎礼法的事,学者们都用尊师的礼节尊敬他。等到董仲舒做了江都国的相,侍奉江都易王刘非。易王刘非,是武帝的哥哥,历来骄横，好逞勇力。董仲舒用礼义来辅佐纠正他，易王也很敬重董仲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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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松子喜欢投环送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