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茕读书笔记专用帖

芸草添冬瓦2

此楼层不定期更新在读书籍


诶，为什么电脑版上传不了图片
每次都只能手机上发图再切换成电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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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莺》

    阅读《夜莺》是我首次接触克莉丝汀·汉娜的书。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感觉沉甸甸的，是500多页的文字所描绘而出的战时故事。发生于二战时期的故事，是和平年代的我们难以去构想的，这也是最初被这本书所吸引的原因。

    故事从战争发生时两姐妹的重逢开始，在民众的视角中，战火纷飞的画面可谓是突如其来，一夕之间就变成流离失所的人，更甚者眨眼间便失去生命。战争使妹妹伊莎贝尔出走巴黎，来到姐姐薇安的家中，在这路上她遇到了认定一生的爱人，但战火蔓延太过迅速，伊莎贝尔来不及倾听和述说爱意、理想便又经历分离。

    战争总是家国的战争，这场战争也没有放过任何一个家庭，姐妹重逢不久，姐姐家便遭受征用。薇安的丈夫去了前线，而自己家沦为了入侵者的住处，姐妹俩必须和敌人同住，才能保住薇安的孩子继续活下去。

    夜莺不禁歌唱起来。

    伊莎贝尔是勇敢的夜莺，她在战争里奋力反抗，她进行着自我的革命，她是先驱者，早早地就想要以自己的力量进行反抗，不论自己是多么渺小的存在。而后，即使生活中布满敌军的势力，她依旧以“夜莺”之名参与了反抗的战斗。

    薇安何尝不是勇敢的夜莺，但她更是隐忍的夜莺、守护的夜莺。婚前失去家庭庇护的她，在无情的战争里用尽全力保护着孩子苏菲成长，她更是救下了许多犹太后裔，让德军的种族灭绝计划完全破灭。她遭受屈辱，但她带着活下去的信念熬过了战争，成为了和平年代里的往事讲述者。

    姐妹的父亲，经历一战之后无比消沉甚至抛弃了家庭，却在二战中潜伏敌营许久，不断为革命者挖掘可行的路，最终也为“夜莺”计划牺牲，他也是夜莺，渺小却又歌声洪亮。

     还有许多的革命者，他们也是飞舞的夜莺，他们在暗夜为家国而战，为生命的自由而战，他们坚韧勇敢，奋不顾身。

    【我们都脆弱，只不过到了战时才懂】

     这句话在书中是父亲对伊莎贝尔说的。当代的我们未曾尝过战争的滋味，因此在看到这句话时，突然像放映机启动一般，书中的情节不断变成一幅幅画面在脑海中浮现。

     而在读这本书之前，我以为最难以代入的是战时画面，其实不然，作者的语言平实却富有力量，她所描绘的人物形象都十分饱满，情节节奏也非常跌宕起伏扣人心弦，读感很流畅，并且读完之后也令我沉思许久，感触颇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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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梨子小姐与自己相处》

    因为最近心情不佳，朋友推荐了我这本“自我疗愈书”。
    梨子在这本书里从29岁走到了30岁也是我即将经历的时间轴线。
    梨子和梨花都是被地球所真实爱着的植物。人从未被地球所爱，人只能不断爱自己并赋予虚妄的文明。
    书里有我很喜欢向内的哲学问答，在阅读时，可以从长长的时间轴里，铲出一丁点缝隙般的片刻轻问自我。
    抛开情节本身不谈，对于哲学甚至禅宗的叙述都有缓慢的渐进，确实不够深入，能读出很多踌躇和彷徨，但其实又刚刚好，因为你知道哲学命题并不会有答案，把它当作切入某个角度的工具，所以刚刚好，深入思考的东西不是书里写的，而全都总结于自我。
    对女性主义的描写，让人不禁苦笑确实如同在简中社交平台所看到的现实那样刻板。故事所赋予的世界观是虚幻与现实二者掺半的，倒不如说现实的意味更强烈一些，因为主人公没能走出的女性主义道路，同样是属于你我的困境。
    再说故事线的话，虽然一开始对于现实社会的极端描写会令人抽身出来短暂思考自己所处的世界和现状，但梨子终究还是成为了空想主义。但同时，如果想要把“我”认为应有的结果覆加在梨子身上，何尝不是一种思想枷锁。
    关于“自由”的叙述也很喜欢，是与社会逻辑有所不同的，从自我而更向精神世界的内里深处去汲取的“自由”。
    啊要说最喜欢的还是解构情绪的几个段落。关于“不安”和“恨”的来源，好像随着成长而变得不会再去追究，只会知道它们应事件和态度而强烈。尝试着回溯追问自我的构成，就会发现应激产生所凭依的根源在哪里，是我最愿意放慢速度去咀嚼的。

我这本书还是签名版，嘻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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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读书笔记，是一点阅读感慨

    我一直觉得，年幼时，忙起来一星期也见不上一次面的工作狂父亲，如同ATM机般给我钱财却丝毫不关注我内心情感需求的母亲，事无巨细包办了我一切生活的奶奶，构成了我冷漠又无情的性格底色。
    以至于在我成年之后，本能地不信任除自己以外的任何人，也无法与他人建立正常的亲密关系。
    我对我的父亲倒是没有任何怨怼，年过五十的老爹依然孜孜不倦地学习、考证，因为他带给我的始终是生命中那些正能量的东西，并且以身教胜于言传的方式积极影响我，让我学会什么是活到老，学到老。
    我对我奶奶也没有任何怨怼，虽然我成年了她仍然管我管得很多，全然像个专门为我一个人服务的管家。即将八十岁的老太太仍然身体康健，时不时为我奔波劳走。
    唯独我对我的母亲，至今不存在有太多的情感接触，我想与母亲的关系大抵反映了一个人最本真的亲密关系，所以我对自己存在亲密关系障碍感到一点都不惊奇，只是我也懒得去解决，年幼时通过一些极端行为我能让我的母亲妥协于我，而成年之后她觉得我对待一些事物的看法才是正确的又不得不听命于我，年轻时那种不被理解的绝望让我痛彻心扉，而现如今，我甚至觉得我已经不需要理解了。
    我至今也不知道我是对她彻底不抱希望了，还是我真的不在意了。或许是前者。
    我至今，也没有学会如何爱他人。或许是永远学不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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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云与晚菊

1    《浮云》的结尾，雪子在深绿潮润、雨水丰沛的屋久岛上死去，密绿的山林和雨雾在读感上竟然也有令人感到窒息的力量。
     读完这本书的早晨，从地铁里出来，看到从绿枝里透下的光，突然就冒出了活着的念头。
     好喜欢晴朗的天气、和煦的阳光。
     林芙美子在最后写富冈像是一朵浮云，可是在我心里，雪子她才是那片可爱、可恶又可怖的，轻盈鲜活又笼罩人心的浮云☁️
        
2
    《晚菊》是一部短篇集，说是将《浮云》揉碎了细细道来也未尝不可。女性困境在那个时代显得尤为突出，而属于女性的坚韧与柔软也彰显得更加淋漓。
     人性的瑕疵首先体现于人本身无论男女，为了活下去的信念，“女性”形成了一种处境。自我的当下的满足不失为一种幸福，但幸福的背后，是那个时代笼罩下的巨大的孤独感。
     这是《晚菊》所带给我的、绵密细腻的读感。

话说我又去买了一本新出的《放浪记》，也是林芙美子的作品，有空了再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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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时刻刻

    第一次看《时时刻刻》的电影时，看见克莱丽莎因理查德拒绝出席自己筹划的晚会和晚会前不受控的遭遇，她在厨房里，安静的空间里崩溃大哭。
    她的失落和挫败只能在厨房里，任何人可以轻易入侵。束缚着她们的食物，是父权的具像化。
    理查德是向死的，他的质问已经说明了他的答案，但克莱丽莎不是，理查德的母亲劳拉不是，她们在死亡里汲取到生存的意义。
    男性以线性的时间观定义历史，而女性以共时性、空间性去抵抗男人的历时性、历史性。
    每看《时时刻刻》总是要哭，书也好电影也好。克莱丽莎的眼里有饱经风霜而流露的软弱，劳拉的眼里有逃离的迫切和仓皇，而伍尔夫的眼里，是对激荡思想的热爱、对主张的坚韧。

芸草添冬瓦

从创伤到变革：性暴力叙述中的觉醒与重构

本次阅读笔记参考书籍/电影如下
1、《黑箱  日本之耻》，伊藤诗织
2、《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林奕含
3、《熔炉》，孔枝泳
4、《隐痛》，伊内丝·巴亚尔
5、《知晓我姓名》，香奈儿·米勒
6、《蛋壳头骨》，布里·李

7、《初步举证》，苏西·米勒

一、被撕裂的沉默：文学与影视中的性暴力图谱

    当林奕含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写下“温良恭俭让”五个字时，她解构的不仅是施暴者李国华的虚伪面具，更撕开了整个社会对性暴力视而不见的遮羞布。从《黑箱》中伊藤诗织与日本司法系统的艰难对抗，到《熔炉》里聋哑儿童无声的呐喊；从《知晓我姓名》中香奈儿·米勒对斯坦福性侵案的实名控诉，到《初步举证》里女律师泰莎在法庭上的身份倒转——这些作品以文学与影像为手术刀，剖开了性暴力背后复杂的社会肌理。

    这些作品的共同点在于，它们拒绝将性侵事件简化为偶发的个人悲剧。在《蛋壳头骨》中，当律师用“蛋壳头骨原则”（受害者本身脆弱）为施暴者辩护时，暴露的正是司法体系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机制；而《隐痛》里女主角玛丽的沉默，则映射出社会对受害者“完美性”的畸形期待。这些叙事共同揭示了性暴力的本质：它不仅是肉体暴力，更是权力（性别、阶级、制度）共同编织的绞杀之网。

二、司法迷宫的祛魅：《初步举证》的镜像折射

    电影《初步举证》与其他作品构成了一面多棱镜，折射出法律系统对性暴力受害者的结构性压迫。当泰莎从为强奸犯辩护的精英律师，转变为需要自证受害的当事人时，这种身份倒转彻底解构了司法系统的“客观中立”假象——正如她在法庭上嘶吼：“这个系统根本不在乎真相，只在乎谁能讲出更可信的故事！”

    这种荒诞性在其他作品中早有呼应：《黑箱》中，警方要求伊藤诗织用假人模型重演被强奸过程，这种“证据收集”实则是制度化的精神凌迟；《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里，当房思琪试图向母亲暗示遭遇时，得到的却是“这么小就这么骚”的评判，这种社会规训恰是司法系统中“完美受害者”神话的日常预演。而《蛋壳头骨》中“受害者必须像瓷器般完整无瑕”的逻辑，在《初步举证》里具象化为泰莎必须证明自己“没有享受被强奸过程”的荒谬质询。

三、系统性革命：解构、重构与新生

    要打破这种暴力循环，需要从个体觉醒到制度重构的全方位变革：

   1. 个体觉醒：从“耻感囚徒”到“叙事主体”

  《知晓我姓名》的突破性意义，在于香奈儿·米勒拒绝成为司法档案中的“埃米莉·多伊”，而是以真实姓名重夺叙事主权。这印证了福柯关于“话语即权力”的论断——当受害者摆脱“被定义者”身份，性暴力叙事便从“他者的故事”转变为“我们的战争”。正如《隐痛》中玛丽最终走向心理咨询室，个体的创伤疗愈需要专业支持系统的托举。

    2. 社会认知的重构：消解“完美受害者”神话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李国华之所以能长期逍遥法外，正是利用了“好女孩不会被强奸”的社会偏见。要打破这种认知暴力，必须推行去性别化的安全教育：韩国在《熔炉》引发的社会震动后，将防性侵教育纳入中小学必修课；瑞典自2015年起对7岁以上儿童实施“肯定性同意”启蒙教育，这些实践表明，认知革命需从童年开始培植。

   3. 法律制度的进化：从“不反对即同意”到“只有同意才是同意”

《黑箱》揭露的日本刑法中“强制性交罪”认定困境（需证明暴力胁迫），在挪威2018年的性侵法案改革中已获突破——该国采用“肯定性同意标准”，将举证责任转移至加害者。而《初步举证》中泰莎遭遇的庭审创伤，正推动英国试点“性侵案件专用法庭”，通过视频作证、心理支持等制度设计实现司法程序的去创伤化。

四、在废墟上重建巴别塔

    当房思琪们的故事不再被看作“个别不幸”，当泰莎们的愤怒不再被斥为“情绪化指控”，当伊藤诗织们的抗争从个人诉讼演变为#MeToo运动的集体觉醒——我们终将意识到，对抗性暴力不是修补漏洞，而是重建文明基座的革命。这需要文学持续撕开伤口，需要法律不断自我革新，更需要每个普通人拒绝成为沉默的共谋者。正如林奕含在绝笔中所写：“忍耐不是美德，把忍耐当成美德是这个伪善的世界维持它扭曲秩序的方式。”唯有持续追问与重构，才能让下一代不必再懂房思琪的绝望，让每一具身体都真正成为不可侵犯的圣殿。

芸草添冬瓦

芸草添冬瓦 发表于 2025-3-17 20:31
从创伤到变革：性暴力叙述中的觉醒与重构

本次阅读笔记参考书籍/电影如下

为什么我手机上传的图片会变成这样并且无法修改，难过

芸草添冬瓦

《公主之死》：权力阴影下的性别与法理之困

    李贞德的《公主之死》以北魏兰陵公主之死为棱镜，折射出中国古代法律、权力与性别秩序的复杂光谱。当驸马刘辉的拳头落在怀孕的兰陵公主身上，致其流产身亡时，一桩家暴案件迅速演变为政治风暴。灵太后以雷霆之势判处刘辉死刑，朝臣却援引“夫为妻纲”的儒家伦理为其开脱。这场争论看似是法律与伦理的冲突，实则是权力对规则的碾压——公主的皇室身份让她的死亡不再是私事，而是触碰皇权尊严的政治事件。李贞德以冷峻的笔触揭示：在古代司法体系中，正义从不是绝对价值，而是权力博弈的副产品。  
    兰陵公主的悲剧，撕开了儒家伦理温情脉脉的面纱。作为北魏汉化改革的产物，“夫尊妻卑”的礼法秩序将女性物化为伦理符号。普通民妇遭受家暴时，法律以“亲亲相隐”纵容暴行，以“殴妻减等”减轻罪责；而公主的皇室血统虽让她突破“妻不可告夫”的桎梏，却也将她的死亡异化为政治筹码。这种“特权的残酷性”暴露出古代法律的本质：它从不保护弱者，只维护等级。当涉案奴婢被草率处决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生命的轻贱，更是法律对“人”的分层——在权力的天秤上，奴婢连成为棋子的资格都没有，只是随时可弃的尘埃。  
    北魏王朝的汉化进程，在此案中显露出文明的悖论。鲜卑旧俗中女性较高的地位（如灵太后摄政），与汉化派推崇的儒家纲常激烈碰撞。主张严惩刘辉的灵太后，本身便是游牧传统与汉地政治结合的产物。她以女性之身操纵皇权，看似打破了性别秩序，实则以更隐秘的方式巩固父权逻辑——公主之死的价值，不在于个体生命的消逝，而在于其皇室血脉象征的政治资本。李贞德犀利地指出：汉化并非单向的文明进化，而是权力对文化符号的攫取与重组。当鲜卑的弓马精神与中原的礼法制度杂交，女性反而沦为文明碰撞的祭品。  
    千年后的今天，翻开这部作品，仍能听见历史的回响。家庭暴力中“清官难断家务事”的思维惯性，司法实践里对性别暴力的暧昧态度，权力阴影下法律的弹性空间……这些现代社会的顽疾，恰是古老基因的当代显影。但李贞德并未止步于解构绝望：灵太后突破伦理干预司法的行为，虽裹挟私心，却也为历史撕开一道裂隙——它证明任何固化的秩序都暗藏裂痕，而改变往往始于对系统的不驯服。  
    《公主之死》最终是一面穿越时空的镜子。它照见的不仅是北魏王朝的权力游戏，更迫使我们直面这样的诘问：当法律沦为权力的注脚，当性别成为暴力的枷锁，我们距离真正的文明究竟还有多远？或许答案就藏在书页之外——唯有让法律回归保障人的尊严的本质，让平等穿透一切伦理与权力的迷障，历史才不会永远是现实的倒影。

芸草添冬瓦

《公主之死》与《王氏之死》的对照：历史夹缝中的女性、法律与权力

本次阅读笔记参考李贞德《公主之死》和史景迁《王氏之死》

李贞德的《公主之死》与史景迁的《王氏之死》，虽相隔千年时空，却以相似的微观史学视角，揭示了传统中国社会法律、性别与权力的复杂纠葛。两部作品均以女性非正常死亡为切口，解剖中国古代法治的深层症结，但其叙事路径与历史反思的侧重各有不同。二者的对照与呼应，为理解中国传统法治观念及其现代转型提供了独特的坐标系。

一、异同之辨：历史切片中的法治困境

1. 同：女性之死作为法治的“照妖镜”

   两部作品的核心皆是通过女性悲剧，暴露法律体系中权力与伦理的压倒性力量：  

   法律对暴力的纵容：兰陵公主被驸马刘辉家暴致死（《公主之死》），王氏因贫困与性别压迫遭丈夫杀害（《王氏之死》），施暴者均试图利用法律漏洞脱罪。在父权伦理下，女性身体成为可被处置的“财产”。  

   司法的功利性：兰陵公主案中，灵太后以“伤害皇室血脉”将家暴升格为政治罪；王氏案中，地方官员以“维护风化”为由草率结案。法律沦为权力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而非捍卫个体正义的准则。  

2. 异：权力结构的层级投射

   上层与底层的分野：  

  《公主之死》聚焦皇室，展现中央权力如何直接干预司法——灵太后借案件巩固权威，法律成为皇权表演的舞台；  

  《王氏之死》则潜入山东郯县的乡村社会，揭露地方司法如何被宗族势力、经济贫困与官僚惰性侵蚀。王氏的死亡无人深究，只因她属于“无足轻重”的底层女性。  

   儒家伦理的不同面相：  

   北魏的汉化改革使儒家“夫权”成为法律原则（如崔纂以“夫为妻纲”为刘辉辩护），而清初地方司法更依赖“息讼”传统，王氏案中官府回避追责，折射出儒家“和谐”伦理对法治的消解。

二、法治观念的历史投射与当代启示

1. 权力至上：法治独立性的千年困境

   两部作品共同指向中国古代法治的核心矛盾——法律始终依附于权力网络。无论是皇权直接践踏法理（如灵太后干预判决），还是地方官僚以“维稳”之名敷衍司法（如王氏案），法律从未真正独立。这种“人治”传统对后世影响深远：  

   司法工具化：法律被视为统治工具，导致现代社会中“权力干预司法”“选择性执法”等顽疾难以根除。  

   程序正义的缺失：兰陵公主案中“谋逆”罪名的滥用，王氏案中证据链的断裂，皆暴露古代司法对程序的漠视，这与当代法治强调的“程序正义”形成尖锐对立。

     2. 性别压迫：法律伦理化的持久阴影
     儒家伦理对法律的渗透，在两案中表现为对女性系统性压迫的制度化：  
     法律的身份歧视：兰陵公主因皇室身份获得非常规“正义”，而王氏因底层身份遭司法忽视，凸显古代法律“因人而异”的特权逻辑。  
     暴力的文化纵容：从北魏“殴妻减等”到清代“夫杀妻轻判”，法律始终默许男性对女性的暴力支配。这种文化基因至今仍在家庭暴力立法滞后、性别司法偏见等问题中若隐若现。
     3. 底层失语：法治中的“不可见者”  
     王氏的死亡被县志简化为“民妇纠纷”，奴婢在兰陵公主案中被随意处决，折射出传统法治对底层生命的漠视。这种“法律排斥”导致两个现代性后果：  
     弱势群体的法律边缘化：农民工、女性、贫困者等群体维权困难，可追溯至古代法律对“非精英”的天然排斥。  
     公民意识的压抑：法律不保护个体尊严，使民众形成“畏讼”“厌讼”心理，至今影响公民法治精神的培育。
    三、重构法治：历史批判与现代转型
    两部作品的真正价值，在于它们撕开了传统法治的“合法性外衣”，为当代法治建设提供警示与镜鉴：  
    1. 切割法律与伦理的共生关系
     儒家“礼法合一”传统使法律沦为道德附庸（如“亲亲相隐”对司法的干扰）。现代法治需确立“法律至上”原则，避免道德审判替代法律裁判。  
    2. 对抗权力的司法独立
     从灵太后到郯县县令，权力对司法的侵蚀一以贯之。现代法治必须通过制度设计（如法官终身制、司法去地方化），彻底隔绝权力干预。  
    3. 以平等重构法治内核
     兰陵公主与王氏的悲剧，本质是法律对“人”的分级。现代法治唯有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尤其关注性别、阶级等结构性不公，才能跳出历史循环。
    结语：从历史暴力走向法治文明
    《公主之死》与《王氏之死》中的女性亡魂，是中国法治史黑暗隧道的见证者。她们提醒我们：法治的真正进步，不在于法典的繁复，而在于权力被关进制度的笼子，在于每个个体——无论性别、阶级——都能被法律承认为“人”。当现代中国在民法典中写入“人格权”、在反家暴法中确立保护令制度时，那些死于历史暗角的女性，或许终于等来了一声模糊的回响。

芸草添冬瓦

接上篇

文学中女性之死的二次对比

我真的很喜欢卡门这个角色 曾经在第148次版杀的时候拍的马甲就是卡门HHH

神圣与世俗：论《卡门》与《窄门》中的女性困境与时代隐喻

   在19世纪欧洲文学中，女性形象往往成为社会意识与权力结构的镜像。梅里美的《卡门》（1845）与安德烈·纪德的《窄门》（1909），相隔半个世纪却形成奇异的对话：卡门与阿莉莎，一位是纵情于世俗欲望的吉普赛女郎，一位是自囚于宗教理想的清教徒，二者以截然相反的生命姿态，共同叩击着父权制社会的铁壁。

    “荡妇”卡门：故事中，卡门完全颠覆传统女性美德。她以身体为武器，用谎言、匕首与情欲构建流动的主体性：拒绝成为唐·何塞的“合法妻子”，嘲讽“贞洁是卖给巴斯克人的商品”。梅里美赋予她蛇的意象（“我的纹身是条盘着的蛇”），暗示其危险而迷人的反叛特质。然而，卡门的“自由”始终被男性凝视围猎：唐·何塞的占有欲、军官的殖民者目光、主流社会的道德审判，共同编织成暴力绞索。她最终被情人刺死的结局，并非偶然的个人悲剧，而是社会对僭越性别秩序者的惩戒仪式——吉普赛女郎的尸体成为男权暴力美学的祭品。梅里美让卡门在死亡瞬间保持嘲讽笑容，暴露出父权制对无法规训者的终极恐惧：女性身体一旦脱离掌控，即成为象征失序的恐怖符号。

    “圣女”阿莉莎：作为新教牧师的女儿，阿莉莎的自我认同始终被宗教道德所规训。她将对杰罗姆的爱恋升华为对“窄门”（《马太福音》7:13-14）的精神追逐，通过压抑肉体欲望构建“圣徒”身份。这种自我崇高化实则是男权社会对女性情感的异化：她将情人推向虚构的完美彼岸，本质上是对婚姻中女性附属地位的逃避。纪德以细腻的心理描写展现其困境——当阿莉莎焚烧童年信物时，火焰不仅吞噬了记忆，更象征宗教理想对女性生命力的绞杀。最终，她在修道院的孤独死亡，成为禁欲主义献祭仪式的完成：女性身体被彻底抹除，仅存的精神符号成为男性追忆的客体。纪德通过塑造“圣女”形象，将女性禁锢在精神导师的角色中，消解其肉身存在的合法性。这种隐性的权力结构，恰如西蒙娜·德·波伏娃所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成的。”   

    两部作品虽然相隔半个世纪的时空距离，恰好映射了规训权力的进化轨迹。卡门面对的是前现代社会的赤裸暴力：烟厂斗殴留下的伤疤、法律绞架的威胁、情人匕首的寒光，所有压迫都直接作用于肉体。她的反抗同样以身体为战场——用情欲瓦解婚姻制度，用流动性突破空间禁锢，用死亡完成最后的抗争仪式。而阿莉莎的困境则显现出现代规训机制的阴鸷：家庭伦理、宗教道德、疾病话语构成无形的精神铁丝网。她的肺结核不再仅是生理病症，更被赋予“圣洁”的隐喻色彩；她的日记本应成为抵抗的堡垒，最终却沦为男性阐释权的注脚。从烟厂女工到牧师之女，从肉体放逐到精神囚禁，女性觉醒的对象从有形的锁链转向无形的枷锁。

    这种规训技术的迭代，在更深层面暴露出女性意识觉醒的先天性创伤。卡门与阿莉莎的反抗本质上都是孤独者的战斗：前者在塞维利亚的街巷间单枪匹马挑战道德秩序，后者在诺曼底的庄园里独自面对信仰危机。她们的死亡印证了个体觉醒的脆弱性——当卡门被情人刺杀时，围观者只有冷漠的山岩；当阿莉莎在修道院孤独离世时，连日记都被杰罗姆的回忆录吞噬。这种孤立无援的困境，恰如弗吉尼亚·伍尔夫所指出的：“女性若要写作，必须拥有金钱与属于自己的房间。”但19世纪的卡门只有一柄匕首，20世纪的阿莉莎仅剩一本日记。

    然而，正是这些未完成的觉醒，为后世女性主义运动埋下思想的火种。卡门和阿莉莎如同镜子的两面，照见女性解放道路上必须跨越的双重深渊：既要打破肉体规训，也需挣脱精神桎梏。当21世纪的读者重访这些文本时，会发现卡门野性的眼神与阿莉莎苍白的脸孔早已在历史深处重叠——她们用生命证明，真正的自由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在血与火的淬炼中，重建身心合一的完整主体。她们的死亡不再是宿命的终点，而是化为锻造新世界的铁与血——而重新塑造女性的过程，终将倒逼人类文明完成对自身的超越。

芸草添冬瓦

在母亲的身影之外找到自己

——《我妈走后，我终于成了一个正常人》

    读完《我妈走后，我终于成了一个正常人》，像是旁观了一场跨越生死的对话。作者用颤抖的笔触揭开与母亲相爱相杀的往事，那些关于控制、愧疚与自我救赎的挣扎，让人想起所有在亲情中迷失过的人。这本书虽然诞生于西方文化土壤，却意外地照见了东亚母女关系中最隐秘的伤口——我们总是困在“母亲”与“女儿”的身份里，忘记了自己首先是一个独立的人。

    东亚文化中的母女关系，总被“牺牲”与“回报”的绳索紧紧缠绕。母亲们用一生的辛劳织成密不透风的网，将“我为你付出一切”变成爱的证明，也变成道德的锁链。女儿们从小被浸泡在感恩教育里，仿佛出生就欠下一笔永远还不清的债。当她们试图挣脱束缚，选择不同的人生时，指责便如潮水般涌来：“你怎么这么自私？”“我白养你了！”这种爱里掺杂着疼痛，让人想逃又不敢逃，想恨又不敢恨。

    作者在书中坦白，直到母亲离世，她才真正看清那些令人窒息的控制背后，藏着一个受伤的灵魂。母亲逼她追求完美、干涉她的选择，其实是在对抗自己未被治愈的人生——那些年轻时未能实现的梦想、未被满足的期待，像幽灵一样缠绕着两代人。这让我突然意识到，许多东亚母亲何尝不是如此？她们或许在重男轻女的环境中长大，或许在婚姻中吞下委屈，或许一辈子活在“贤妻良母”的框架里。当她们成为母亲，那些被压抑的渴望与恐惧，便化作对女儿的苛求：你要比我成功，要替我活出精彩人生。

    但女儿不是母亲生命的续篇。书中作者最终明白，真正的成长不是满足母亲的期待，而是停止用母亲的眼睛审视自己。这过程如同解开缠在一起的风筝线——既要承认线的存在，又要学会保持飞翔的距离。东亚女儿们常常陷入两难：完全顺从会窒息自我，彻底反抗又背负骂名。其实还有第三条路：在理解中划出边界。理解母亲的行为源自她的创伤，但拒绝为这些创伤买单；感激母亲的付出，但不容许这些付出成为操纵的筹码。  

    建立边界的过程往往伴随着疼痛。就像作者描述的那样，当第一次对母亲说“不”时，仿佛在亲手撕裂血与肉相连的部分。但正是这种疼痛，让关系有了呼吸的空间。不需要激烈争吵，也不必刻意疏远，而是用平静的语气说：“妈妈，这件事让我自己决定吧。”当母亲用“不孝”施加压力时，试着把话题转向她的生活：“您年轻时有没有特别想做的事？”这些细微的转变，能让母亲慢慢意识到：女儿不是她的附属品，而是一个同样需要尊重的生命。  
    书中最深刻的启示，或许是“和解的另一种可能”。作者没有在母亲生前等到理想中的拥抱，却在回忆与书写中完成了自我救赎。这让人想起太多东亚家庭未说出口的遗憾：我们总以为和解必须是敞开心扉的谈话、相拥而泣的画面，却忽略了真正的和解可以沉默而孤独。它可以是接受母亲永远不会改变的事实，可以是放下“必须获得理解”的执念，也可以是在心里轻声说一句：“我永远不会成为你，但我终于不再恨你。”
    母亲与女儿，本就是两个时代碰撞出的奇迹。我们注定无法完全理解彼此，就像两条河流各自奔涌，却共享着同一片星空。当母亲的身影逐渐淡成生命的背景，我们终于能在她的目光之外，长成自由生长的树。

芸草添冬瓦

     明知此色无人爱 何必栽培末摘花

——一本我从初二的暑假读到大学毕业的暑假的书

    在《源氏物语》的华美长卷中，胧月夜与末摘花如同光与影的双生子，一个活在朦胧月色的禁忌里，一个困在晨光刺破的窘迫中。她们的美与丑、荣与衰，不仅是平安贵族的众生相剪影，更是一面照妖镜，映出所有精致文明华丽外袍下的虱子。  
    胧月夜是月光织就的幻梦。她与光源氏的每一次幽会都浸在薄雾般的月色里，衣袖沾染的露水仿佛辉夜姬留在人间的泪痕。贵族男子们痴迷她的风姿，正如他们追逐物哀美学中那些转瞬即逝的缥缈意象——一场注定消散的雾、一树终将凋零的樱。可这月下迷情终究是裹着糖衣的毒药，当朱雀院退位、藤壶皇后削发的时刻到来，胧月夜手中的火把照亮的不是风花雪月，而是权力棋盘上淋漓的血迹。她的存在，成了光源氏一生罪孽的活体碑文。  
    而末摘花却是被晨光撕碎的标本。当第一缕阳光照进破败的宅邸，冻红的鼻头从帘后探出时，紫式部用近乎残忍的笔触戳破了贵族审美的虚伪面纱。那些歌颂“雪肤乌发”的和歌、追捧雅致衣香的宴席，在这个红鼻子面前突然显得滑稽可笑。她固执穿着的旧唐衣像博物馆里褪色的展品，吟诵的古调成了无人听懂的挽歌。光源氏施舍给她的锦衣玉食，不过是新贵对旧族最后的嘲讽——六条院的欢声笑语中，她被摆上宴席的模样，活像一尊用来标榜仁慈的滑稽木偶。  
    那首刺痛人心的和歌“明知此色无人爱，何必栽培末摘花”，恰似一柄剖开时代脓疮的手术刀。人们讥笑她的红鼻，却看不见自己早被更扭曲的“颜色”腐蚀：贵族们精心栽培的哪里是花？分明是权力浇灌出的畸形盆景。末摘花冻红的鼻尖，何尝不是整个平安京的隐喻？当朱雀院的老臣守着虫蛀的屏风追忆往昔，当六条院的贵妇用熏香掩盖腐朽的气息，这座用和歌与雅乐筑起的空中楼阁，早已爬满裂痕。  
    紫式部太懂得美的欺骗性。她让光源氏在须磨的海边凝望明月，月光中胧月夜的幻影与末摘花的红鼻交替浮现——这宿命般的场景像一则跨越千年的预言。今日我们读《源氏物语》，依然能在末摘花荒草丛生的庭院里，看见所有文明衰败前的征兆：当人们开始把活生生的人当作审美符号，当庇护变成豢养，当传统沦为表演，再精致的金箔也终会剥落成泥。  
    那位在晨雾中冻红鼻子的女子，或许才是紫式部埋得最深的伏笔。她的存在提醒我们：真正的丑从来不在皮相，而在把“美”变成枷锁的世道人心。千年后的月光依然照着人间，我们又何尝不在栽培自己的“末摘花”？只是这一次，无人再敢直视晨光里刺目的真相。

芸草添冬瓦

一些因为情绪不良而随意翻翻的，漫画

1、《踏浪》

    这本书是一个和我一起参与“互学互助“”的男孩子送我的，我想考CPA，这哥们想考法考，于是我俩互通有无。不知道为什么要送我这本书，不过拿到手了就翻翻看。
    这部以冲浪为载体的成长物语，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全书分成两条线来进行展开：一条线讲述冲浪的起源和发展史；另一条线则是克里斯汀和敦戈（作者，故事中的“我”）的爱情故事。克里斯汀是一个热爱运动的女孩，喜欢打篮球和冲浪。然而，命运并没有眷顾她，她先是患上骨癌被截肢，后来又患上肺癌，最终去世。但她从始至终一直对生活抱有热爱。“我”受到女友的影响，虽然爱上了冲浪，改变了自己之前“独自”的性格，但却失去了她。

    故事的最后————

    克里斯汀去世以后，我常常一个人在海上待很久，身边的人很担心，会问我怎么了，而我没法回答。最后，我找到了那个一直想要抓住的词——随波逐流。

2、《我想记得的小事》

    95后女性视角，用0.3毫米针管笔镌刻“轻世代”生存图鉴。所以很容易引发作为同龄人的读者，也就是我的共鸣。便利店的深夜消费、地铁通勤时脱妆的脸，这些碎片被资本社会视为“无意义”，却是当代都市女性确认存在感的锚点。书中反复出现的失眠场景与家族群聊截图，暗指95后一代年轻女性群体在职场内卷与催婚压力下的双重困境。作者用像素级细腻的观察，揭示这代人在宏大叙事失效后，如何通过记录微小事物重建生活实感——这或许正是她们的温柔反抗。  
    合上书时忍不住翻看自己的手机相册——原来我也在默默收集这些“无用”的日常。便利店加热包子的蒸汽在玻璃上凝成水珠，地铁站口被风吹散的传单，这些画面精准击中了95后女性的生存状态：在996加班和父母催婚的夹缝中，我们正在用琐碎事物构建自己的意义堡垒。书中女孩把前男友送的围巾拆成毛线织手套的细节让我愣住，这代人的爱情似乎也如这般，只能将残破回忆改造成继续前行的装备。  

3、《一层层》

    佩内洛普·芭桔的《一层层》实质是半自传体图像小说，以16个短篇堆叠出女性从童年到中年的成长地层。每个故事对应不同年龄层（如6岁在泳池遭遇男性凝视，14岁初潮时被母亲塞来卫生巾与《第二性》，22岁在画室被教授以“艺术需要牺牲”诱骗拍摄裸体素描），如同考古断层般揭露女性在不同人生阶段遭遇的性别规训。  
    铅笔线条的粗粝质感强化了记忆的真实性：青春期发胖时被缝进校裙的褶皱，职场中被男同事“不经意”搭肩的虚线手印，产房里医生那句“为母则刚”化作锁链状的对话框。最尖锐的篇章是她撕毁童年日记重组拼贴画——被涂抹的“我想当总统”和反复修改的腰围数字，在碎纸堆里显影出社会规训的暴力性。  
    这部作品并非群像剧，而是用私人史完成对女性集体困境的解剖：那些被定义为“羞耻”“敏感”“小题大做”的瞬间，实则是父权制嵌入女性生命的倒刺。当她在最终章给6岁的自己画上翅膀时，翅膀骨架正是由所有这些疼痛的瞬间焊接而成。
    另外再提一嘴，这本书的装帧真的太有创意了，外表看是一本带绑带的笔记本，真的有一种私人日记的感觉。

4、《波丽娜》

   《波丽娜》据说是有人物原型的，据说其现实中的人物原型参考了俄国芭蕾舞舞蹈家波丽娜·谢苗诺娃，而作者巴斯蒂安·维韦斯在此基础上又对芭蕾艺术体系做出了提炼与批判性反思。波丽娜这一角色可视为芭蕾舞者群体的精神切片，其成长轨迹暗含艺术领域中女性面临的普遍困境。

    全书采用极简分镜与留白，刻意消解传统漫画的叙事连贯性，这恰与波丽娜的成长形成共振——正如她必须挣脱标准化舞步的框架，读者也被迫在画面空隙中拼凑真相。书中反复出现的镜子意象（舞蹈教室镜、商店橱窗镜），实则隐喻女性在艺术领域始终处于“被观看”的他者地位。

    波丽娜最终脱离导师体系、走向街头表演的结局，揭示了本书核心命题：当女性不再扮演艺术规训的完美容器，才能真正成为自我叙事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