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者

弦之轻语

19.鸠摩罗什

鸠摩罗什是四大翻译家中的第一个。

在鸠摩罗什之前的翻译家，翻译佛经，都是翻译小乘多一点。但我们知道的，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主要还是大乘。

而鸠摩罗什就不一样了，译的多半是大乘经典，而且是经典中的经典。
可以这么说吧，大乘佛教的那些著名的典籍，什么《金刚经》，《法华经》，《维摩诘经》，《阿弥陀经》，《楞严经》，《大品般若经》，《小品般若经》，他都译了。
那句有名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电亦如露，应作如是观”也出于他之手。

中土各宗里，差不多有半数都受过他翻译的作品的影响。
《中论》，《十二门论》、《百论》这三论，是三论宗的依据。
《成实论》，是成实宗的依据。
《金刚经》和《维摩诘经》发展出了禅宗。
《法华经》发展出了天台宗。
《十诵律》跟律宗也有关系。
《阿弥 陀经》也是净土宗的三经之一。

鸠摩罗什属于意译派，比之前的翻译家更有水准。更容易让中国人听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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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觉贤

觉贤是一个印度人，他的印度名字叫佛陀跋陀罗，听上去就知道是个很厉害的人，而且似乎与佛陀有点关系。事实上也的确是，他是释伽族的人，是释尊的叔叔甘露饭王的后代。

他精通的是禅定和戒律，记忆力也惊人，一天能背别人一个月的，在罽宾国游学时，被中国僧人智严邀请到了长安。鸠摩罗什很欣赏他，经常与他一起讨论。

他译了一百二十卷，偏重大乘佛教的有宗，而所译的著作中，以《华严经》最为著名，影响之下发展出了中国的华严宗。

鸠摩罗什让中国知道了大小乘，不再是大小乘混着学，而觉贤则让中国人知道了空宗和有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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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玄奘

那年，唐朝初建， 边界不稳，百姓不能随便出境，玄奘求了几次，也没有给他发护照。

不仅边关出不了，而且即使出去了，也有好些座烽火台在必经之路上，随时能抓他回来，于是他偷偷逃出了长安。

他并没有什么弟子，好不容易收了一个向导，还半路摞挑子了，他的驴子还死在路上，好不容易才弄了匹老马。

西行有几万里，又是只身一人，路途艰险无可想像，有一次在沙漠里五天四夜没有喝一滴水，白天在风沙里艰难前行，晚上看着鬼影，渴得昏死过去，而支持他的力量，则是神迹。

他当初几次三番没有被批准的时候，是梦见了海中的宝山，又有石莲花通往这山，所以他坚定了偷偷西行的信念。

在沙漠里差点饿死，也是梦见了神人，神人要他赶紧醒来，于是他醒来，老马狂奔几十里，找到了水源。

......

玄奘，孤身一人西行历雪山，沙漠，草地，各种恶劣的环境和气候，经过了一百一十多个国家，前后五万多里，历经十七年。

因为当时地论和摄论对于法相的分岐很大，当年第二大翻译家真谛在翻译《唯识论》和《摄大乘论》时，没有官方翻译团队，靠着民间的几个人翻译出来的东西，又不准确，于是玄奘立志去天竺最高学府那烂陀寺学习，取得真经。

他的成就也是惊人的，他在那烂陀寺留学五年，又周游印度各国，学遍了大小乘各部各派的理论，最后在曲女城的佛学辩论大会上，在十八个国王，三千个佛教学者，两千个外道学者中名震当时，五千人没有一个能问得倒他，名震五印，成为大乘佛教的“大乘天”，小乘佛教的“解脱天”。最后又带回佛舍利一百五十粒，佛像七尊，经论六百五十七部，满载而归。

玄奘在印度的辩论大赛，竟然没有对手。这也可见中土佛学的水平，中土佛学所差的，更多的是佛经的数量，种类，以及翻译的水平。

玄奘花了二十年时间，翻译了七十四部，一千三百多卷，共有一千三百多万字的佛经。一千三百多万字哪，比四大翻译的其他三家加起来还要多得多。

虽然四大翻译家还有一个要到稍晚些的开元年间才会出现，但是佛教的翻译工作，到玄奘这个时代，基本上已大功告成。

玄奘代表的不仅是西行取经的顶峰，或翻译的顶峰，也代表着另一个时代顶峰正在到来，那就是中土佛教各宗的形成。可以这么说吧，中土佛教各宗形成，也意味着佛教本土化真正完成，意味着从翻译到会通再到超胜这个过程，已到了超胜的阶段。而玄奘自己，也是这个过程的重要代表，因为他西行回来后，创建了中土佛教八宗之一的法相宗。

中土佛教十宗：

小乘二宗：俱舍宗（有宗）、成实宗（前身是毗昙宗，空宗）

大乘八宗：
纯理论两派：
1.法相宗（也称唯识宗/瑜伽宗，合并了摄论宗和小乘俱舍宗）
2.三论宗（也称法性宗，合并了小乘成实宗）

偏理论两派：
“不读《华严》,不知佛家之富贵”
“不读《法华》，不知如来救世之苦心”

1.华严宗（也称法界宗，合并了地论宗。）
把佛教各宗各派分成了五教十宗。“小乘教，大乘始教，大乘终教，顿教，圆教”“小乘二十部的分成六个，从低到高是我法俱有宗，法有我无宗，法无去来宗，现通假实宗，俗妄真实宗，诸法但名宗。大乘的有四个，一切皆空宗相当于大乘始教，真德不空宗相当于大乘终教，相想俱绝宗相当于顿教，圆明具德宗相当于圆教，就是华严宗。

2.天台宗（合并了涅槃宗）
天台宗主要依据的经典是妙法莲华经，佛教经典，简称《妙法华经》《法华经》，后秦鸠摩罗什译，共七卷。与《般若》相摄，究竟处的归宿目标与《涅槃》沟通。

实践派（求人派）两派：
1.净土宗（念佛宗）。主要依据三经一论，分别是《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和《往生论》
2.密宗。会有一些如结手印，灌顶，念咒语之类，而且有很多奇怪的仪式和法器。

实践派（求己派）两派：
1.律宗：有南山宗，相部宗，东塔宗三家。
2.禅宗：他的确是“不立文字”的。虽然他后来还是把一部叫做《楞伽经》的佛典传授给了弟子，因此让禅宗也叫“楞伽宗”。
但没有《楞伽经》，禅宗还是禅宗。禅宗还有一个名字，叫“佛心宗”，直指内心，“不立文字，见性成佛”，才是禅宗的根本。六祖惠能算是真正的开创者。南岳怀让、青原行思、南阳慧忠、永嘉玄觉、荷泽神会是六祖门下五大宗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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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王重阳

全真派的创始人，本名王中孚，字允卿，中武状元后改名王世雄，字德威，悟道后改名王嚞，字知明，道号重阳子。

四十七岁。他对俗世不再留恋，“天遣文武之进两无成焉”，辞官云游，遇到了传说中的吕洞宾，悟道出家。

四十九岁。那一年，金主完颜亮侵宋完败于采石矶，伤亡惨重，被叛乱的金兵射死。他于终南山下南时村挖了一个墓，取名“活死人墓”，潜心修持。

五十二岁，修道功成。
他五十八岁。那一年，建岳飞祠。那一年，他在四个弟子的陪伴下，由山东回关中，在开封飞升。

王重阳的确有七个很了不起的弟子，他们的名字也的确叫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和孙不二，他们也的确叫“全真七子”。

在王重阳去世后，开枝散叶，各立门户，分创遇仙、南无、随山、龙门、蝓山、华山、清静七大流派。

王重阳有一个“立教十五论”。
哪十五论？有什么“论住庵”，“论盖造”，大致就是说学道一定要出家，但是住的地方，不必太堂皇，不要随意砍伐树木，遮风盖雨即可，这是住的方面。
有什么“论云游”，“论合道伴”，什么外出旅行，一定要遵循内心，不要图山水花木之秀丽，都市州府之繁华，也不能结交些酒肉朋友，而要以道相交，这是行和交友的方面。
有什么“论学书”，大致就是说读书要看书的本意，要采意合心，而不是人前夸耀，这是读书方面。
有什么“论合药”，就是学道一定要学医，但也要慎重，不能盲目乱学，要救死扶伤，合乎天道，不要贪图钱财，这是医药方面。
有什么“论打坐”，“论降心”，“论炼性”，这是修持方面，大致就是心一定要静，不能为外境所惑，这是静修方面。
有什么“论匹配五气”，“论混性命”，“论圣道”，“论超三界”，“论养身之法”，“论离凡世”，这个就是修道比较高级的阶段了，完成之后，基本上就算是成仙了。

总的算起来，有四件。
第一，性命双修。
第二，一定要出家，要严守戒律。
第三，以内丹为主。
第四，三教平等，三教合一。

遗憾的是，王重阳创教不久，收徒也只一年，就飞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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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王常月

王常月，以尊丘处机为祖师，创建龙门派。

丘处机对成吉思汗说“内固精神，外修阴德”，劝他少杀生，拯救了天下苍生，也被授长春宫，掌管天下道教，全真派于是大兴。

在明清道教衰落时期，只有全真龙门派一度“中兴”。龙门派全面而深刻的继承了传统道教思想以外，更将科仪、戒律、符箓、丹药等道教文化瑰宝重新整理。

修持以丹功为主，兼修外丹符箓，主张性命双修，先修性，后修命。
认为修真养性是道士修炼唯一正道 ，除情去欲，明性见道，使心地清静，才能返朴归真，证道成仙。
规定道士须出家住观，严守戒律，苦己利人。对犯戒道士有严厉惩罚，从跪香、逐出直至处死，元明之际龙门派得到大发展。

其门下拥有许多著名内丹理论家，如伍守阳、谢凝素、柳华阳、刘一明、闵一得， 为其中的佼佼者。

养生思想可以归结为尚实守常、保养神气、性命双修、内外兼行、合于大道二十个字。

丘处机在养生思想尚实守常，不弄玄虚，表现于他一生的言行中。

《北游语录》 载：“有人劝长春师父少施手段，必得当世信重。师父不顾。至于再三，劝者甚益。师父大笑曰：‘俺五十年学得一个实字，未肯一日弃去。’”

旧道派大都认为，经过修炼，形、神皆可不死，故其信仰是肉体与精神一起长存，即所谓“白日飞升”。
全真道则不然，它在成仙信仰上，不再追求“肉体不死”，只追求“真性”解脱和“阳神”升天。他们认为，人的肉体是要死灭的，人的真性或阳神则可以长存。
在全真明心见性只是入门，最终目的是为了识道。全真识道的境界要比明心见性之后的最高层次高或平等。

如单看经文表面则与释教词汇相同，然深究其意则有很大的区别，譬如心非是释教之心，而指天道的别名天心。
再譬如空，也非释教缘起性空之空，而多当无讲或不究竟之无，全真之无不是没有了，而是无不无，无有相依，才有了生生不息的宇宙。

明至清初，形势有所变化。清统治者为了笼络汉人，在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实行较为宽松的宗教政策，为道教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政治条件。
加上当时民族矛盾尖锐，使一批怀着国破家亡之痛，又耻于剃发易服的明遗民，不愿事清，而愿隐居山林或遁入佛道，为道教的复兴扩大了道士来源。
在上述情况下，龙门派第七代宗师王常月从华山北上京师，挂单于灵佑宫，不久移住白云观，在那里传戒收徒，方使龙门派一度获得复兴， 一改明代衰落的旧观。

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昌盛的道教派别，几乎成为全真道的代表。其盛况与佛教 禅宗五家中的临济宗相类似，故世有“临济、龙门半天下”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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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张三丰

在道教的历史上，这又是一个神奇的人物，甚至比王重阳和他的全真七子加起来还要神奇。

传说，他活过了至少两百一十年。之所以是至少，那只是因为后来的人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传说，他创建了至少十七个武学门派。之所以是至少，那只是因为还有一些声称是他创建的，但没有得到公认罢了。

而他创建的那个最有名的武学门派，在后来，也成了江湖上泰山北斗一样的存在，与八百年前达摩创建的那个门派，成了江湖的代名词。

是的，你猜对了，他的名字就是张三丰。他创建的门派有王屋山邋遢派、三丰自然派、三丰派、三丰正宗自然派、日新派、蓬莱派、檀塔派、隐仙派、武当丹派、犹龙派等至少十七支，而最有名的，自然是武当派。

就象王重阳有七个好弟子一样，张三丰也有几个好徒弟。宋远桥，俞莲舟，俞岱岩，张松溪，张翠山，殷利亨，还有莫声谷，除了第六个，其他和《倚天屠龙记》是一样的。

还有张三丰传下的武学，什么太极拳、八卦拳、形意拳、五行拳、纯阳拳、混元拳、玄武棍，也都证明的确是存在这么一个传奇人物，内家高手。

第一，武当道崇祀“真武大帝”，还把他当做雷部至尊天神。
第二，武当道修内家拳，讲究以静制动。
第三，武当道与全真道一样，主张三教合一。
第四，与全真道类似，主张先性后命，主修内丹。

“不拘贵贱贤愚、老衰少壮，只要素行阴德，仁慈悲悯，忠孝信诚。全于人道，仙道白然不远也”。当然，做好了人之后，就可以修内丹了，“又须洞晓阴阳，深参造化，察其真伪，得阴阳之正气，觅铅汞之真宗。方能换骨长生，居不夜之天，玩长春之景，与天地阿久，日月同明。此正大丈夫分内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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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韩愈

韩愈从小身体不好，所以家里给他取名愈，字退之。希望小韩愈一辈子逢凶化吉，遇病转安。

韩愈一直很倒霉。

3岁，父亲死了，被哥嫂养大。
12岁，哥哥死了，跟着嫂子流浪。
18岁，准备离开宣城投奔族兄韩弇，韩弇却在跟吐蕃的谈判中被害死。
而后，到京城，得到前宰相郑余庆的赏识，把他推荐给当日有名的人，但是倒霉的事又一件接一件。

21岁到23岁考进士，连考三年，不中。24岁才中进士。
25到27岁考博学鸿辞词科，连考三年，不中。
25岁，寡嫂去世。

于是，青年韩愈，开始怀疑一些东西。他怀疑如今的政坛，文坛，学坛，都有大问题。

政坛上吧，华北大地全被胡化，一帮骄兵悍将你砍过来我砍过去，民不聊生，朝廷的沉重税赋压在江南八道的百姓身上，一些年轻士子不思进取，不图恢复。
文坛吧，个个都以才子自居，写文章必定骈四骊六，其实又哪有那么多原创的好句子，无非你抄过来我抄过去，堆砌词藻罢了，无非弄些大家不认识的字自以为有学问，思想全无罢了。
而更要命的是，上上下下，从皇帝到文人到百姓，都在追逐西方来的佛教，一听说和尚说法那是万人空巷啊，寺庙占有的财富土地，比国库还要充盈，和尚的数量，比军队还多。不行，我得改变这一切。

受惊吓的孩子容易早熟，有的变得极世故，而有的变得极理想，韩愈就成了后者。
反正韩愈现在心气极高，要为天下致太平。

如果不是唐朝的诗歌，经过初唐四杰的改造和洗礼，再经过李白杜甫王维那帮人的大刀阔斧，唐诗早已不是六朝宫体诗的模样，说不定他还要改造诗风呢。要知道，韩愈以赋体写诗，还是产生了不少试验性的作品，也很有特色的呢。

在政治上，他是当时有明的“韩大胆”，地方闹灾荒，老百姓流离失所，他看上下去，上书直谏，被贬。皇帝劳民伤财，花大量的钱财去迎什么“佛骨”，他看不下去，差点没命，又被贬。

文风方面，当时写文章，还是骈四骊六的天下，但是韩愈看不惯。如果韩愈晚生个一两千年，可能他会自称在搞“白话文运动”或“新文化运动”吧，不过在当日，还是起个“古文运动”的名字更妥贴些。

他的“古文运动”，接下来被柳宗元继承，晚唐更有一帮人用这种新文体写了不少小品文。然后经过五代宋初的骈体文回潮，被欧阳修再一次提倡，经过苏氏父子，王安石等人的实践，终于成了近世中国的最重要文体。从此之后，平民读书人，再也不用担心文章难写了，而千年之后的读书人也不用担心文言文不好懂了。

“古文运动”的意义是很大的，大到可以跟后世“白话文运动”相提并论的地步。

事实上，“唐宋变革”在文化上的三大标志，新古文，新禅宗，新儒家，除新禅宗是惠能搞出来的之外，其他两个都开创于他。

后世苏轼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意思就是自汉以后，韩愈重拾“文以载道”传统，让文章不再是花瓶，而是有血有肉的东西。

韩愈排佛。
但是韩愈知道，如果儒家不能对“生死爱欲”有一个根本解决的话，人们是不得不去佛教和道教那里寻找答案的。对于人生的根本问题，儒学，还欠世人一个解释。

第一，他主张恢复道统。什么叫道统呢，就是儒家正统。
第二，他开始尊孟。准确的说，把孟子从先秦诸子里抬出来，一直抬到孔子之后第二人的位置的，就是这个韩愈。从孔子到子思到孟子，显然就是“教外别传”，就象“见性成佛”的禅宗，是佛教的教外别传是一样的。
第三，他开始重视《大学》，《大学》里有很多关于修身养性的东西，足以代替佛教对身心的指导，《大学》里也有很多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这也足以让佛教那套出世的观点相形见绌。
第四，他开始大谈情性之学。这个情性或性情，并不是后世所理解的性和所理解的情，倒有点象西方哲学的本体论。虽然，理气心性这些东西，在他这里还没有深入的思考，而谈情性时，他也还是性三品论的旧调，但你得承认，自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儒家也开始谈这些玄妙的东西了。

排佛，尊孟，是为了恢复道统，重视《大学》，谈情性，是为了找到道统的那个“道”。所以不管怎么说，你应该明白，韩愈虽然自己不是个哲学家，但他的确是宋代那些哲学家们的先行者。

他，一个活在宋朝之前，活在佛教全盛和儒家中衰的年代的人，却深深影响了宋人，以及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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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范仲淹

范仲淹是儒家的事功派。

事功派也不代表他们不重视学术。儒家是要教化百姓的，致太平，首先要做到的，就是移风易俗，让人民淳朴，让百姓知书达礼，互相仁爱，所以他们要尊儒，他们要重师道。
宋学是要恢复三代之治的，不重读六经，不摆脱汉代章句，如何回到三代？

范仲淹一生事功非常多，在地方兴利除弊，在边境御寇安民，在中央推进改革，澄清吏治，更加上无论在中央还是地方，所到之处必定兴学校，重师道，有宋一朝学校遍天下，就是自范仲淹始。

范仲淹应晏殊之聘执掌应天府书院，教出了石介和孙复，聘请了胡瑗做州学教授。
这三个“宋初三先生”全赖范仲淹之力。
范仲淹授张载以《中庸》，后来张载成了思想界一代宗师，北宋五子之一。

《宋元学案》里，有“ 高平学案”，除其四个儿子外，富弼、张方平、张载、石介、李觏、刘牧、吕希哲都为其门人，胡瑗、孙复、周敦颐为其“讲友”，韩琦、欧阳修为其“同调”。

他对易学的研究，有开创之功。以《易》说宇宙生化，说道德修养，说天之道地之道人之道，涉及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

后来北宋五子的《太极图说》，就颇受其影响。要知道范仲淹著《易兼三材赋》时，五子里最大的周敦颐也不过十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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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欧阳修

欧阳修也是事功派。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开始宋代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的带动下，宋代的诗文革新运动风起云涌，苏氏父子，王安石，曾巩等一大批人都投入进来。诗文不再是宋初“西昆体”的天下，而变成了北宋读书人载道言志的东西，苏轼说得好，欧阳修“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

第二件事，是奖掖后进，发现并推荐人才。从苏氏父子到王安石，经过他奖掖和推荐的人才车载斗量，以至于沈括后来说欧阳修“天下之师三十余年”。

第三件事，是参与范仲淹的新政，成为新政的重要成员。当然，这也跟他复兴儒学，恢复“三代之治”，甚至恢复“井田”的理想是分不开的。

在学术上，欧阳修同样也有非常大的贡献，这个贡献就是疑古。可以说吧，如果说后世有一个“古史辩派”，几乎“把古史辩成没有”的话，那么北宋也有一个“古经辩派”，至少已经把汉代的传注辩成没有。

欧阳修在真宗朝的时候，就撰《易或问三首》，怀疑《系辞》非孔子作。后来，又著《易童子问》三卷，系统论证《系辞》、《文言》、《说卦》都不是孔子所撰，并有自己的新解。又撰《毛诗本义》十六卷，对《诗经》之《小序》真伪提出怀疑，专攻毛、郑之失。然后呢，还对《周礼》、《礼记》、《尚书》、《论语》、《孟子》，甚至《春秋》都提出了许多前人没有过的疑问，独创新见，开了一代学风之先。

后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得好啊，“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几废。推原所始，实发于修”。

苏轼说得好啊，“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佑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

一个范仲淹，一个欧阳修，就象两个一往无前的战士，硬是把宋朝的诗坛文坛学坛政坛，给搅得天翻地覆，整个的旧貌变新颜。
更何况，他们身后，还有一帮子的门生，同道，好友，如果不是仁宗皇帝害怕他们真的把欧阳修那个“朋党论”给搞成了，把帝国变成了党国，他们的成就可能还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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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王安石

王安石开创了“荆公新学”。

到了王安石这里，道统不再是儒家一门的道统，不再“唯儒”，而是综合各家，拿来主义。

道”的含义变得更客观，也更超然了。
“道”不仅是儒家的“道”，也是佛道的“道”，它是“天道”，是宇宙大“道”。
这个宇宙大“道”呢，“有体有用，体者，元气之不动，用者，冲气运行于天地之间”。

“体”和“用”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关系，而“本”和“末”，则是需不需要人力的关系。
那些非人力所能及的，就由它“无为”，而那些需要人力的，就“有为”

王安石是个援佛派。
王安石跟佛教的关系一直很深，跟他交往的禅师，有数十人，他也谈 到“臣观佛书，乃与经合，盖理如此，则虽相去远，其合犹符节也”，但仍然说，佛教“实见道体，差了途辙，故不可与入尧舜之道”。

在天道与人道关系方面，王安石也是一个综合派。
对于天人关系，传统儒学有三大分野。
一是天人合一，始于孟子，大概就是人道和天道其实是一样一样的，所以力求人道合于天道。
二是天人相分，始于荀子，大概就是说，人道跟天道完全是两回事，天道就是天道，人道就是人道，人做事情不必求老天同意，不必看老天眼色，老天做事情，也跟人类无关。
三是天人感应，始于董仲舒，大概是说天和人，是互相感应的，人能作用于天，天也能作用于人，人做的坏事多了，会引起天灾，人做得好事多了，会引起祥瑞。

而王安石的看法呢，跟这三个都不一样。王安石主张天道和人道有“交”有“辩”。
就是说，天道有与人道相影响的地方，也有不影响的地方，有相关的时候，也不无关的时候，涉及到道的体、用、本、末，以及时和幸。

如果说关于“天道”的理解，是“荆公新学”的宇宙论，那么道德性命之学，则是“荆公新学”的本体论。

在王安石看来，礼不是用来改变人性的，恰恰相反，它是顺应人性，成全人性的，它能帮助人自我实现。
坚持，约束，容忍，克制，这是成全自我的不二途径。
圣贤和奸恶都并非天生，而是人自我选择，自然煅炼，自我培养的结果。

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人力有时而尽是不假，一命二运我们可能无法改变，但命薄就要多积德，人丑就要多读书，也未尝没有人定胜天的时候。
人力不能主宰的，是正命，比如说人之生死，而人力能主宰的，是兼命，比如说积阴功和读书。

所以王安石他既信命，也不信命，正如他既敬畏天变，也不敬畏天变。他不相信天变与人事无关，如荀子所说，“天行有常，不以尧存，不以桀亡”，也不相信天变就与人事息息相关，如董仲舒所说的什么天人感应，件件事情都得拿来说事。

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有一个最强的政治理想，就是“回到三代”，有一个最强的个人理想，那就“成为圣贤”。
这两个理想放到一起，那就是内圣外王之道了。

王安石认为，圣贤有三层含义：神（明天道，洞察规律）——圣（尽人道，德行完好）——大人（立事功，做大事业）
“神非圣则不显，圣非大则不形”

内圣外王是要分三步走的，而前两步，是内圣，第三步，是外王。

前两步，读书悟道——修身入圣，是“知”与“行”的关系。一个是“学之之道”，一个是“修之之道”。理论与实践不能分割。

在王安石看来，圣人是先知后行，普通人则是先行后知。

内圣外王的三个层面，恰如佛教的三无漏学，“学之之道”，是“慧”，
“修之之道”，是“戒”。
唯一的区别在于，佛教里有一个“定”，要通过四禅八定的体验，达到一种真正的涅磐境界，而王安石的第三个方面，则是事功罢了。

事功方面，王道是“为已”的事功，但是霸道呢，则是“为人”的事功。
王安石觉得“为己”优于“为人”。赞成孔子评价的“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尽管王安石有着很非主流的想法和行为，但甚至还在他没有主政之前，就声名极好，就弟子满天下，就被称为“当世孟子”啦。
因为，“荆公新学”是一个在理学出现之前就已经诞生了的，非常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哲学体系，它在宇宙论，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方面，都颇有建树，可以说，初步解决了佛道二教冲击之下，人们的心灵寄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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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苏轼

苏轼身处王安石的“荆公新学”和司马光的“温公学派”之间，他发人所未发，见人所未见，他在所有这些理论之外，又翻出一层新意。

对孟子的态度——
挺孟，却并非因为孟子排杨墨（因为他也不讨厌杨墨）
也不用孟子作为榜样来反对佛老（因为他也不讨厌佛老）
同样不是因为要做“当世孟子”，要学孟子的为人（那样太较真太累）
他更不是因为孟子主张井田和王道（因为他和司马光一样，压根不相信能“回到三代”）

于是乎，怪不得苏轼经常感叹自己“不合时宜”，很难被人理解了。（他凡事总比别人多想一层，不极端，两边斗争的人自然都不理解他。）

他为什么还挺孟？这么跟你说吧，苏轼之所挺孟，是因为孟子是个好人。
其实啊，苏轼是个性情中人，喜欢一个人，只需要那人是个好人就够了。

是的，孟子真是个好人，就是不太会说话，这是苏轼的看法。

这话让司马光听到了肯定会吐血三升，因为司马光认为孟子太不靠谱，没上没下乱传流言还喜欢诡辩。可苏轼说了，孟子和孔子其实想法是一样的，只是不太会说话。

苏轼说，我跟你说吧，子思说圣人之道么，就是天下人都能用的道，而孟子说，天下之人，其实都能用上圣人之道，只是有的人没有好好努力 用上而已。
意思看上去一样是吧，可话说出来就不一样了。
听子思的话，这个圣人之道真是个接地气的东西，平头百姓柴米油盐，都能用上圣人之道，真好。而听孟子的话，圣人之道真是不叫话，居然还想让天下之人都当圣人，累不累？
看到没有，孟子真不会说话，子思让圣人之道向下，去接近天下之人，而孟子让天下之人向上，去接近圣人之道，哪个更讨喜，还不是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么？

还有哪，孟子说人性本善，这是好心，孟子说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那也是对的，但性不等于善，善只是性产生的一种结果，而且只是一种。
人的本性，就是人比较本质的东西，人喜欢好吃的，喜欢美女，“食色，性也”，这也是本性，能说是善么？
人也有抑制欲望的本性，有同情别人的本性，人有感性，有理性，能说成善么？这些东西都不能说成是善恶，它们只是善恶的原因，就好比用火烤肉吃，肉烤熟了，你不能把那肉叫做火一样。

性是性，善是善，人的本性就象阴阳，阴阳能化生万物，但你不能说万物就是阴阳。但孟子却把它们搞混了，他这么一说不要紧，可后来的人认为不妥，就要出新观点了，结果荀子的性恶论，扬雄的善恶混论，全出来了。
要是没有他这个性善论，那些个理论，还未必那么坚决呢。
看到没有，孟子本来只要重复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也”就好啦，结果因为不会说话，平白的搞了些口水仗打。

但孟子无非是好心办坏事，不会说话而已，荀子扬雄根本就是胡扯，至于董仲舒的性三品论，更是胡说。
所谓人性，当然人人都有，人人都一样，你现在倒好，分成三六九等，有的是这样，有的是那样，叫个够屁人性哪？
分成三六九等的，那不是“性”，那是“才”，“性”是一样的，只有“才”大家不同。

给孟子发了好人卡，在王安石和司马光前面虚晃一枪，算是间接支援了王安石之后，对于荀子和扬雄的态度，又让这两家惊奇不已。
司马光喜欢的荀子，他是严厉的批评，并且认为荀子教出李斯这种逆徒，也是罪有应得。而两家都喜欢的扬雄，他同样批评，认为扬雄一心求异。

在礼方面，他似乎得出了跟王安石一样的结论，只不过王安石是从礼能帮助人自我实现来考虑，而他则直接认为礼是人的基本需要。
但他也不支持王安石。同样反对什么“三代之治”。他认为虽然田地不均是不好的，但井田制也是不能恢复不必恢复的。不过同时呢，宗法社会，倒不妨恢复一下下，因为宗亲的血缘纽带，是基层社会稳固的关键因素。

对于儒学经典——
苏蜀学派同样有介乎两者之间的特点。重视《易》，同时也重视《礼》。

对于仁——
苏轼认为“仁”是一种妄见，“仁”不过是“道”衍生和投射出来的东西。把“仁”当成“道”，实在是愚妄。

对于道和性——
“性”倒不是妄见了，它是用来了解“道”的，“道”和“性”的关系，就是声音和耳朵的关系，有耳朵，我们才能看到声音，但耳朵不同于声音。

对于佛道——
少年不喜欢佛，晚年越来越喜欢佛，与佛印关系很好。
对道家内丹也有研究，文集中还收录了《阳丹阳炼》，《阴丹阳炼》等。

苏轼，更像是哲学家里的纵横家。

弦之轻语

30.周敦颐

周敦颐对那些政治漩涡，新法旧法没有多少兴趣，他的兴趣，在于林泉之间。
闲时看看荷花，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走一走山间，看一看流水，那就是最开心的事了。
他一生爱好是天然，他连门前的草坪也不让人修整，他认为那都是大自然的勃勃生机，他喜欢那天然的样子。
所以濂学一门，大概都有些出尘之慨，大程夫子跟着他求过学，回来后连科举都不想考了。

他之所以喜爱哲学，是因为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想弄明白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那个问题就是，孔子和颜回，哪怕在最为困厄的时候，都是快乐的，他们到底在乐个啥子？

这个“孔颜乐处”，后来也成了濂学一门的重要课程。

快乐是来自内心的，是来自于他的人生境界，他的理想人格，他是自我实现的，他是心灵自由的。
贫穷当然没什么好乐的，但是他能“见其大”，他能看到更大更好的东西，那个东西，就叫做“道”。
有了这个“道”，不管是贫穷还是富贵，不管是出将入相还是讲堂书斋，不管是写文章，还是致太平，你都是快乐的。

周敦颐是儒家《太极图》的作者。
这个《太极图》与道家的不太一样。与其说是两条鱼，倒不如说是五个环。这五个环，从上到下，构成了一个流程图，是的，这个《太极图》是一个五环流程图。包含太极两仪八卦五行等。

这是周敦颐的宇宙观，天道。

至于人道，他认为人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两个对立上，一个是刚柔的对立，一个善恶的对立。因为这两个对立，所以有四种人格类型。

一是刚善，这是严毅之性，严毅之性刚正不阿。
一是刚恶，这是强梁之性，强梁之性恃强凌弱。
一是柔善，这是慈爱之性，慈爱之性悲天悯人。
一是柔恶，这是懦弱之性，懦弱之性蝇营狗苟。

修养方法则讲究“诚意”“无欲”“静心”。

诚心诚意地观察自己内心，克制欲望抛弃杂念，而后就能静下心悟道了。

这与佛家“戒定慧”，以及儒家《大学》“止定静安虑得”很类似。

弦之轻语

31.张载

张载是关中人，所以他创建的哲学流派，就叫“关学”。而因为他老是把“气”挂在嘴上，搞得他象是炼气大师一般，所以又人称“气学”。
被范仲淹授予《中庸》之后，他长期在一个叫横渠镇的地方收弟子，开讲座，所以人称横渠先生。

有著名的横渠四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气度之恢宏。往后看明清文人，也只有明朝遗民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可以并肩。
往前看，也只有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可以并肩。

他才华横溢，学识过人，又极为努力， 读了无数的书，为的就是寻找宇宙人生的真理，“以命世之宏才，旷古之绝识，参之以博闻强记之学，质之以稽天穷地之思”。

他找到的真理是什么呢？
首先就是“太虚即气”。
周敦颐的宇宙图式，不是太极到阴阳，到五行，到万物么，而张载的，则是太虚到气，到万物。拿掉了阴阳五行，把太极改为太虚，这是很微妙的。

太虚能聚成“气”。“气”是一切物质和精神的基础，它源于太虚，而在相推相荡，聚散升降间化生万物。万物生了，然后又灭了，再回到“气”。“气”聚了又散了，再回到“太虚”，然后“太虚”还会聚成“气”，“气”还会化生万物。
气的渐变或量变，是化，气的突变或质变，是变，变化万端，皆由气之运动而生。气有阴阳，所以有“一物两体”，任何事物都有两个方面，虚实，聚散，动静，清浊，等等，相伴相随又相争相斗，如果其中一个没有了，另一个也将不复存在，这个事物就会变成别的事物，然后是新的“一物两体”。

天道如此，而人道如何呢？人是由太虚聚成气，而由气所生。所以人的本性里，有太虚之性，也有气质之性。太虚之性是“天地之性”，是“湛一之性”，它能生出仁义礼智。
而气质之性，受气的清浊动静的影响，有刚柔缓急。努力改变气质之性，回到太虚湛一之性，是我们修行的目标。

（说到这里，就有点像动漫一人之下，三一门的功法，把自己逆练回先天一炁）

而修行的方法呢？一是穷理，二是尽心。
穷理（读书，你经历，你思考宇宙和人生的真理）
尽心（心是统合性情的，既源于本性，又有知觉万物的能力。我们要用自己的“心”去独立思考，可以用所见所闻为材料，但不能受限于所见所闻）

穷理了，尽心了，然后做什么呢？就该为苍生饱暖，为世间太平而努力了。这就是所谓“民胞物与”。（大家都是同胞）

天道的“理”“气”之辩。
人道的“心”“性”之辩。
由此引发了后世儒家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分野。

弦之轻语

32.邵雍

邵雍是哲学家中的数学家。

法国有一个哲学家，叫笛卡尔，他主张用数学的方法去研究哲学。
因为他认为，感官所看到的，其实是不可靠的。只有经过理性，经过数学方法研究之后的世界，才是可靠的。

邵雍也同样认为世界是我们内心的影子，他也同样主张通过数学的方法研究世界。
他同样认为，那些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其实是不可靠的，他不太讲无限，他更喜欢讲有限。

那些讲无限的，无所不通的，万古常存的，其实反而是偏狭了，而讲有限的，只研究自己所能研究的，反而是正道。
“物理之学或有所不通，不可以强通。强通则有我，有我则失理而入于术矣”，非要把自己所知道的有限的真理，当成无限的真理，那不是道，那是术。

在他临死的时候，他有一个哲学家的好友，也是当时洛学的大佬，后世理学的追认的宗师，有名的小程夫子，问他还有什么想告诉我的。他对小程夫子举起了自己的双手，向两边做了一个扩张的动作，小程夫子不明白，问是什么意思，他停了停说。
“前面路径须令宽。窄则自无着身处，能使人行乎”。
他的意思是，小程夫子以自己的真理为唯一的真理，对佛道二教，对荆公新学，对苏蜀学派，对温公学派皆不能容，这样不好，不能容人者，最终连自己也不能容下。
人生在世，生也有涯，知也无涯，总有一些真理，是在我们的认识之外的。

他写了术数史上有名的《皇极经世》，他创建了术数史上有名的梅花易数。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后，他觉得自己已经找到真理了，不需要再四处游历了。曰‘道在是矣’，遂不复出”。但是在这时，他遇到了一个人，那个人叫李之才，是共城县的县令。

李之才是穆修的弟子，而穆修又是陈抟的弟子，所以他算是陈抟的传人。他就对邵雍说，对于物理学和性命学，你知道多少？

李之才就把象数之学教给了他，邵雍领悟能力非常强，不仅掌握了李之才教给他的，而且悟到了很多新的东西。于宇宙和人生的真理，他越来越明了，他知道天地变化，他知道阴阳消长，他知道世事变迁，甚至花鸟虫鱼飞禽走兽也一一了然于胸。他领悟到了伏羲八卦里蕴含的先天因素，写下数十万字的著作。

我们通常用的时间单位——“年”，其实只是“小年”。对于宇宙的发展演进来说，还有一种宇宙的“大年”。
“大年”也叫“元”，一“元”有十二“会”，一“会”有三十“运”，一“运”有十二“世”，一“世”有三十“年”。所以一个“大年”有一元，十二会，三百六十运，四千三百二十世，十二万九千六百个自然年。
“大年”也是宇宙年，一个大年结束了，旧的天地毁灭，新的天地诞生，如此循环。
这就是数学啊，数里有着文明的兴起和衰亡，有着宇宙的毁灭和重生。

太极是宇宙的本体，由太极衍生出来的数，创造着世间万物，“太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也，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
数是宇宙的本质，是真理背后的真理，是一切感官幻相背后的规律，“数者何也？道之运也，理之会也，阴阳之度也，万物之纪也，明于幽而验于明，藏于微而显于管，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者也”。

邵雍的认识论可用一句话来概括，曰“以物观物”。

邵雍的思想可谓超前。
只不过验证他思想的工具——互联网，要在一千年后才出现。
而他“以物观物”的思想，也可与西方科学以及西方唯物辩证法的哲学思想，等量齐观。

弦之轻语

33.朱熹

很多年之后，毛润之在读德国哲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一书所作的眉批中认为：“吾国宋儒之说与康德同。”

这话是不错的，始于周敦颐，而完成于朱熹的理学，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大可与康德对看。

在康德之前，西方哲学一直在英国的经验主义和欧陆的理性主义之间拉扯。前者由洛克，休谟而来，认为人对世界的认识来源于经验，后者由笛卡儿为代表，认为人的知识来自于人自身的理性。而康德说，不，不是这样的。

康德说，其实知识是人同时透过经验和理性得到的，经验对知识的产生是必要的，但不是唯一的要素。把经验变成知识，需要人的理性，或者说“范畴”，而理性则是人与生俱来的。人通过理性的框架来认识外界，没有理性，就无法真正理解这个世界。

康德说，“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类似于天道与人道。
那么朱熹是怎么看待天道与人道呢？

朱熹的思想，大概可以用十六个字来描述。
理先气后，心统性情，主敬格物，先知后行。

1.理先气后。不是时间的先后，而是逻辑的先后，理和气相伴相随，然后理更为基础一些。

2.心统性情。有四大关系。性和情的关系，心和性情的关系，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关系，道心和人心的关系。而心和性情的关系则是最为关键的关系。

性和情的关系是未发和已发的关系，性是未发，情是已发。就是说，当喜怒哀乐的情绪心理尚未发生的时候，是性，当这些情绪心理已经发生了，它就是情。但是性和情并非独立，更不是对立，而是互为体用，就是说，性一旦爆发了，表现出来了，它就是情，而情，追根溯源，也是由性而起。当然，你也可以说性是深埋地下的树根，情是树叶，性是冰山在水面下的部分，情是水面上面的。

心和性情的关系。其实朱熹的观点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年轻时，他是主张心为已发，和情很相似，只是情更偏于感性，而心更偏于理性罢了。这个观点和胡宏比较象，但是四十岁以后，他反悔了。
他认为心没那么简单，心对于人是非常重要的，人之所以能穷理，固然是由于人的本性，但不能否认心的能动作用，于是他有了之前哲学家所没有的观点，那就是心统性情。
心是很重要的，心是性情的主宰，能帮助人找到自己的本性，能帮助人节制自己的情欲。
就是说，心，其实兼有已发和未发的状态，喜怒哀乐的情绪心理发生之后，它是心，喜怒哀乐的情绪心理尚未发生的时候，它还是心。
这正如一个冰山，不管它是露在水面上，还是没在水面下，其实它都是一个整体。

天命之性是纯善无恶的，但是气质之性有善有恶。

《中庸》道心和人心的十六字真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3.主敬，收敛身心是关键。格物，朱熹认为人不能只通过格一物就能穷理，但也不可能格遍万物，但可以根据理一分殊的规律，按照一定类别渐次格物。

4.知和行，他是主张循序渐进的，先要学习，然后才能工作。

关于修行的次第。
理学主张“格物”“致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而心学正是在前三个与理学发生了分歧。
心学认为“心即理”“心外无物”
理学心学之争，也让儒学更加关注个体的心灵与意识。

儒家在吸收了道家的内丹和佛家的禅宗之后，诞生的理学和心学，终于让儒家与其他两家有了一争之力。
也让中国的哲学与西方现代哲学更加接近。

弦之轻语

34.王阳明

朱熹少年时个泛滥于辞章，醉心于佛老，他呢，还比朱熹多了骑射和兵法，如果说朱熹后日重回儒学大道，是浪子回头的话，王守仁简直就是教父回头。

后来湛若水写墓志铭的时候，说王守仁年轻时候，有“五溺”。哪“五溺”？任侠，骑射，词章，神仙，佛氏。

十二岁，在成化年间的明朝，个个都想科举高中当官成为人上人的风气里，他却立志成为圣贤。

十八岁，他向大理学家娄谅求教，被授予“格物致知”之道。他本来喜欢开玩笑，这次回来像变了个人。“吾昔放逸，今知过矣”

二十一岁，仍然还在看朱熹的书，“遍求考亭遗书读之”

好景不长，有一天他格竹子，格了三天三夜，格吐血了也没格明白。
格物并不是这么格法的。格一件事物，要读书，要观察，要询问，要思考，要笃行，并不是坐在那里看，就能“致知”的。

也许还是王守仁太心急，不穷尽竹子之理就不休息，也许是王守仁真的与理学有缘无份吧，象他这种比朱熹还多出两溺的人，又岂是理学中束缚得住的？总之，王守仁大病了一场，这场病，让王守仁再也不相信格物了。

“先生自委圣贤有分，乃随世就辞章之学”。于是他开始做一个文艺青年。就这样到了三十一岁。

当时大明朝已经开始量产才子了，一帮才子们就整日价在一起谈诗论文，夸才惊艳。可王守仁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不要做才子，我不明白做才子的意义在哪里，人生有限，把有限的生命浪费在这些无用的文字上，实在是暴殄天物。

他在阳明山上找了个石洞，开始行导引术。
也不知修了多久，他又达到了一种特殊的境界。有一天，有王思舆等四个朋友来访，还在路上，他就派人出去迎接了。大家当然很奇怪，认为他修道有成，“众惊异，以为得道”。不过王守仁后来却明白了，这仍然不过是佛教四禅八定之前的未来禅，未来禅时有明境，可观百里，有暗境，可以坐忘，所以他说，“此簸弄精神，非道也”。

既然如此有慧根，那就修佛吧，可修着修着，有一天，他忽然没来由的想念家人。如果修道参禅，要把亲情都割舍了，那这道和禅有何益。于是他回家了。不仅回家了，他还到杭州虎跑寺，南屏寺里，见了一个闭关三年一句话不说的神僧，硬是用家中老母的亲情，把那神僧弄得回家了

二十一岁那年，他以为自己与圣贤无缘，三十一岁，他明白自己与才子无缘，现在，他知道，佛道也终与自己无缘。那自己这一生，竟与什么有缘呢？难道只是做个世俗的官吏，修修水利，兴兴文教，维持一下治安，有机会的话，也许还能打一场小规模的战斗，但也仅此而已？在世俗的眼里，也许是成功的，金榜题名，妻荣子贵，但是，那真的是我想要的么？

一切的答案，将在他三十五岁那年揭晓。

不过在那之前，就是王守仁三十四岁那年，还发生了件很重要的事。那年，王守仁遇到了一生至友谌若水。谌若水就把陆九渊的心学告诉了王守仁，王守仁直到这时才明白，原来哲学中别有天地。“心即理”，那三个字如惊雷一般，在他的心头炸过，让他的心在激荡，血在沸腾，梦想在燃烧。是的，“心即理”，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从此之后，他的哲学之路，豁然开朗。

但对于能开创一个时代的大哲学家而言，他还需要一些经历，心学是个好东西，但心灵之路想要打开，却还要一些际遇。那个际遇，或者说劫数，在他三十五岁那年到来。

“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很多年后，王守仁如是说。

那一年，正德皇帝刚刚继位，残疾人刘谨当政，有戴铣、薄彦徽等一帮人上书言事，刘公公很生气，后果很严重，那几人被一通好打，关进了大牢。王守仁看不过去，就上疏为他们说好话，刘公公又很生气，后果又很严重，王守仁也被关了起来。关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拉出来打了四十大板，发配到贵州龙场做驿丞。

贵州那地方大家都知道，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又是少数民族地区，语言不通，生活艰苦。

对江浙人来说，去那地方生活，生还的机率可能还在当年韩愈外贬漳州之 下。更要命的是，据说刘公公还派人一路追杀，王守仁是假装落水而死，才逃出生天的。逃亡之旅惊险异常，他坐的船遇到大台风，大海难，他好容易才活下来，然后他又逃到山里，夜里经常无处可宿，甚至误入虎穴睡了一晚。再后来，他又遇到了当年铁柱宫的道士，道士劝他，如果你就此逃亡，刘公公找不到你，找你老豆的麻烦，怎么办？他想了想，还是去了贵州龙场。

如果是古时的贵州艰苦，龙场则是苦中之苦，在也不知有多大有多广的大山里面，毒蛇野兽，漳气恶疾，比比皆是，“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蛇虺魍魉，蛊毒瘴疠”，当地人语言不通，偶然有几个能说话的，一问，全是中土逃亡过去的亡命之徒。

无处申诉的冤屈，朝堂之上的公然笞辱，牢狱灭顶之灾，当政者的屡次追杀，台风，海难，虎灾，极端恶劣的环境，万里之遥举目无亲，所有的这一切，都在短短一年之内，一下子纷至沓来，把他几乎推到了绝望之境。仿佛昨天还和亲人在一起，昨天还在上朝，而一夜之间，连生存都成了问题，生命被践踏，尊严被漠视，连活下去，都成了很大的问题。

王阳明不禁地想，圣人之道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如果是圣人，当此之境，会怎么做。他做了一个石头的棺材，时不时的就躺在里面，他在想生死问题。生死问题对于少年时代的他，也许还只是茶余戏谈，但对于现在的他，却是迫在眼前的问题，他不知道他哪一天就会死，他不知道会死在刘公公手里，还是死于疾病，死于水土不服，死于毒蛇，死于猛兽，还是死于别的什么，他想过自己的一百种死法，每一种都仿佛就是明天的事。算了，死就死吧，倒不如在死之前，把生死问题想得清楚些，“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乃为石墩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

也不知道他想了多久，也许有一年吧，也许更久。总之，在很多天之后，他忽然一下子彻悟了。他忽然明白，其实一切得失，荣辱，生死，吉凶，祸福，悲喜，皆在内心。圣人之道，不在朝堂，不在书本，不在万物，而在自己的内心，自己的心在这里，圣人之道就在这里，自己的心是醒的，圣人之道就是醒的。那些得与失的游戏，那些荣与辱的把戏，那些生与死的难题，其实有什么关系呢，对于我的心，不过都是烟花绽过。只要心在，一切都在，如果心死了，则一切都将沉寂。我遵从自己的内心，我的内心便得安宁，我不遵从自己的内心，我的内心便会焦虑，我只要明白我的心，遵从我的心，倾听我的心便是了，其他的那些得失荣辱生死，又于我何干？

“心外无理，心外无物”，是他悟出的第一个道理。

从此后，他内心安宁，他的部下很多人都生病了，但是他的状态却非常好，他为那些人排忧解难，让他们身体恢复。他与当地的少数民族愉快地交流，他尊重他们的习惯，并且教会他们一些东西，他和他们一起饮酒，唱歌，游戏。当地的太守派人侮辱王守仁，当地的少数民族甚至殴打那人。

那一年，他三十七岁，是谓“龙场悟道”。

格物即是格心，因为心才是我们自己的，而物不是。
人的一生，是一场艰难而辛苦的历程，这场历程里，处处充满着诱惑，陷阱，打击，挫折，心魔，劫难，痛苦，挣扎。善恶美丑，吉凶悔吝，都在我们一念之间。唯有把自己的良知象镜子一样磨得透亮，时时返观自照，遇事时随处自省，并且坚信自己能够独立前行，才有希望通过这场历程，到达心灵自由之境。
良知，是我们心灵本来的样子，我们天生就有爱的能力，有明白是非的能力，而致良知，就是我们找到初心，充实初心，守护初心的过程。或者也可以说，致良知，就是我们心灵成长的历程。

“性即理”是理学的全部前提一样，“心即理”也是心学的全部前提。

在王守仁晚年，他的大弟子们似乎在他那里听到了四句话，“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这四句话也叫“四句教”，并不见于王守仁的著作，但是他的大弟子却都记载了，大约也并非虚言。

大概是说，心即理，形而上的天理当然是无善无恶的。
但由理到气，由心入意，这个善恶自然就生了。
人的良知，则如一面镜子，它能照得见善恶，当然就是知善知恶了。
而格物就是致良知，当然就是为善去恶了。

弦之轻语

35.刘宗周

刘宗周应该是明朝最后一位儒学大师，也是宋明理学，或者说心学的最后一位大思想家。

他少年时代学理学，讨厌心学，中年时代喜欢上了心学，最后又对王学有所怀疑和批判，“始而疑，中而信，终而辩难不遗余力”，但应该算心学一脉，而下开蕺山学派。
徐阶、陶龄、周应中为其同门，而黄宗羲、陈确、叶庭秀，张履祥等为其弟子，据说不愧师门的弟子，有三十五人。

天启初年他就因为弹劾魏忠贤被革职为民。
崇祯朝他再被启用，做了顺天府尹。
皇帝求言，让大家出主意，怎么平辽东，怎么治国家。他就把他的意见拿出来了，可崇祯一看，这都什么呀，全是什么慎独啦，修德啦，治心啦，还有什么鸟生鱼汤的大道理，崇祯想，你这些个东东有个鬼用啊。
可刘宗周不是这样想的，刘宗周说，现在天下已经病入膏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世道人心已经坏掉啦，人人皆为自己，靠这些刑名之术是救不了的，是治标不治本的，必须从皇帝自身的德性做起，亲贤臣，远小人，这才是治本之策。

刘宗周的确是一个好的哲学家，也的确有办法让社会更为美好，但也的确不是一个在国家快要亡的时候，挽狂澜于既倒的人物。

总之，崇祯要治国，刘宗周却说要先治心，崇祯想以才干用人，刘宗周却说要凭操守用人，崇祯求用兵之术，刘宗周却说仁义之道，这还怎么玩哟，所以崇祯说他“愎拗偏迂”。崇祯心想，真是不可理喻又不可理解的糊涂老头子，偏生骂朕还很毒，于是第三次将他革了职。六十五岁的刘宗周报国无门，黯然离开，自称“抱头南下，便无面目见江东父老”。

但是他的思想却在王阳明之上又进了一步。

一是元气本体论，所谓“有是气，方有是理”，这个是张载气学的进一步发展，他坚持理气一元论，而以气为根本，理也只是气之理。

二是心性合一。这个倒是心学的概念，但他不承认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区别，毕竟是元气本体么，所以他认为只有气质之性。而人身上那些不好的心念是从哪里来的呢，他说，那不是从性中来，而是从习中来。就是说，本性是好的，都是跟人学坏了。

三是“意为未发”。他重新定义了“意”，他认为意是一个比心更为基本的概念，是意识的深层，是沉睡在潜意识的冰层，无意识的深渊里的，是心的主宰。
意变成比心更为根本的东西，那么良知呢，自然也不是根本的了。
现在“诚意”才是根本，比起注重心念和行动的致良知来说，他更注重静下来的意根。

四是“慎独”。在刘宗周看来，王守仁的良知说，用良知来监督意识活动，但良知毕竟是一个监督者，它无法主宰意识的形成，那么诚意，以及基于诚意的“慎独”功夫，就是必不可少的。

虽然刘宗周的弟子黄宗羲，还有王夫之和顾炎武这样的大家，都纷纷把亡国之责放到王学末流身上，并且重提天理人欲，他们反对君王之私欲，他们非君，但他们也反对个人私欲。
但是，即使把他们退到一百年前，他们就能救得了大明朝了么？灭小民的私欲，只要把泰州学派一把打倒就行了，可灭帝王的私欲，谁能做得到？

没有人知道答案，只知道，清兵来了。

甚至还有更多的人，那些反贪官而哭孔庙的，那些没事写写史书的，没事在诗词里寄托亡国之痛的，都必须彻底摧毁。甚至动不动就要“以天下为已任”的，同样要不得，天下是朕的。

等到大清国把这所有的异端邪说狂悖妄行都摧毁之后，天下终于安静了，万马都齐喑了。

而儒学的最后一次大变革，最后一次大复兴和大裂变，也就此告终，不是呯然轰响，只是呜咽了一声。救亡，启蒙，两无成。

弦之轻语

36.颜元

颜元，是一个天生的批判者。

他比明末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走得更远，走得更彻底。比三大家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走得还远。

他所反对的，不仅是陆王学派，不仅是程朱学派，甚至不仅是古文经学，也不仅是今文经学，他反对的是自汉儒以降那一整套读书、著书、静坐、修身的方法。

“实”，他只追求这一个字，并上追到孔子，只推崇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他看重“习行”和“劳动教育”。
【这个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理念要到很多很多年后才能从马克思列宁那里重新听到】

颜元，一个明末人，思想已经远远领先于时代。

颜元很穷，8岁才开蒙拜师。但是不是教书先生，而是武林高手吴洞云。

这位老师刀剑枪戟样样精通，骑马射箭十发九中，再加上擅长兵法攻防，就连医术和术数也是非常了得，可以知脉象，起沉疴，辩阴阳，识吉凶，端得厉害。

颜元在吴洞山那里只学了四年，就被吴妻赶走了。

14岁，学习北天师寇谦之的丹法，练了几年没有成功，就放弃了。开始迷恋尘世繁华，交了很多品行轻薄的坏朋友。

10岁起学习八股文，19岁拜了八股文老师贾端惠。贾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象什么开派对，逛夜店，喝花酒，嗨歌蹦迪，什么迎来送往，私相馈赠，都是他反对的。在他严格要求下，颜元痛改前非，并且在19岁考上了秀才。

20岁，家道中落。他不得不放弃学习，担负家养家糊口的重任，他什么活都干。打三份工。一边种地，一边行医，一边教书。

21岁的时候，他读了《资治通鉴》，惊为奇书，开始以天下治乱为已任。

23岁时，读七家兵法，废寝忘食，不停地研究军事攻防，并且继续练习武术，终于成为武林高手。后来57岁时还曾经三招打败精通各家拳法的高手李木天，李木天被颜元用竹子几下击中手腕惊叹到“技至此乎”。

25岁时，他又读了《性理大全》，这是有关宋学的非常完整的书，这让他惊奇不已，不论是周敦颐、张载、邵雍，还是程颢、程颐、朱熹，都让他叹为观止，他又开始学着象宋儒那样打坐。

不过有一天，他听某个农民说，在隔壁县还有一个比你还怪的人，人称“狂癫”。他赶紧打听清楚姓名地点，姓名叫王法乾，地点在蠡县北泗村，然后跑过去结识。那个王法乾果然是狂到没边，他反理学，反心学，反佛教，反道教，反四书，反八股文，只认五经，然后以周礼来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颜元和他一见如故，两个怪人从此没事就聚在一起讨论。

不过颜元对于宋学的态度这时还没有根本变化，他三十三岁时，养祖母去世时，还是严格按照朱子家礼的。直到几年之后，他校订古书，这才发现朱子家礼相比古礼来说，有很多地方都改了，而且改得还不好。从此，他开始怀疑宋学。再后来，他在朱家被排挤，回到颜氏本家，又出关寻父，备尝艰辛，对宋学的怀疑越来越厉害，终于走上了与宋学完全相反的道路。

回到孔孟，首先是回到性善论。在颜元看来，宋儒用理、气、心、性，还有什么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之类的哲学术语来解释简单的性善论，实在是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
关于性善论，孟子说得很清楚啊，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辞让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至于为什么有的人会学坏，那是因为被人教坏了，被染缸染坏了呗。
人是善于学习的生物，人的知识都是从实践中来，是从经验中来，是从环境中来，所以人被环境带坏了，有什么奇怪的？

回到孔孟，意味着要重视学校教育，要多建学校，人才要从学校中来，而不是从考试中来。

回到孔孟，意味着要恢复井田，至少要学习井田制，要平均地权，让耕者有其田。

回到孔孟，意味着要重视武事，要让孩子们从小就学习军事理论和军事实践，让人人都懂军事，让国家和人民真正强大，让军队能够真正保家卫国。

回到孔孟，意味着学校要教实用之学，不要教无用之学，要让学校成为真正培养人才的地方，而不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的地方。学校的教育不再是八股文，也不再是四书，也不再是五经，而是六艺。

古代教育，是实践的教育，而不是书本的教育，书本不过是教人认字，而教育为了让人成材。

实际上，在颜元看来，现在毕竟不是上古，光是礼、乐、射、御、书、数都还不够，还得加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就是说，除了礼仪、音乐、射击、骑术、文字、数学之外，军事、农业、经济、水利、化学、物理、工程都得学。当前社会需要各方面的人才，仅仅六艺都不能培养所需要的全部人才，更何况是教人打坐、读经、写八股文的教育。

在颜元看来，学校教育有两点是必须强调的，第一是习行，第二是劳动。

“习行”就是说要先行后知，要在实践中学，在实践中掌握知识，同时要把知识用 于实践，只有能用于实践的知识才是真知识。比如学军事，不能光是纸上谈兵，你得攻防演习、骑马、射箭、博斗，甚至上战场。比如学农业，你得到田里去，而不是对着个图谱。

“劳动”嘛就更好理解啦。颜元是说，学生人人都要参加劳动，要把自己当成一个劳动者，这样才能真正掌握知识——从劳动者的角度来理解知识。实际上，颜元自己就是终身劳动的，种田是他的老本行。

他曾规划了一个漳南书院，书院设了六斋。哪六斋？文事、武备、经史、艺能、理学、贴括。（甚至包括了他所讨厌的理学和八股文。他说是为了显示包容。）

建立学校，还得让学校代替科举，还真不是件容易事，之前不止一个人尝试过，甚至朱元璋以帝王之尊还推行过，曾经取消科举十年，但最后还是放弃了。

也许，学校代替科举终会到来，只是，无论颜元还是颜元的弟子李塨都看不到那一天罢了。

从这里开始，西学东渐。

弦之轻语

——————第二部分——————

弦之轻语

37.李大钊

1889年，李大钊出生了。
1905年，16岁，李大钊考入永平府中学。
1907年，18岁，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
1913年，24岁，东渡日本，次年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留日期间，积极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活动。
1916年，27岁，发表篇论文《青春》，提出创造青春中华的理想。5月回国，任北京《晨报》总编辑、《甲寅》日刊编辑，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
1918年，29岁，他当上了一个后世人只要提起他就想到的职位——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
（图书馆，这里也是他与一个25岁的年轻人，后世一位智慧的老师，见面的地方。）

此时，英姿勃发的他可能想不到，他的人生只剩下短短九年了，38岁，可谓英年早逝了。

如果从1927年他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杀害，这个时间点，往回看他的一生，无疑，1918年，是最重要的一年。

【这一年，29岁的他，人生按下了加速键】

6月，与王光祈等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任《少年中国》编辑主任。
不久又担任《国民杂志》社指导、《新潮》社顾问。
12月，与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以“常”、“守常”、“明明”等笔名发表对重大问题的评论文章。
这一年的下半年，他相继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讲演和文章，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徐光启说，“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

尽管说，两年后，1920年3月，李大钊倡导成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研究会”，才集体翻译了德文版《宣言》的全文，印发了少量油印本在当时的先进分子中传阅。

尽管说，在李大钊之前也有零零散散翻译马克思的人。

但毕竟，“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最先感知到这个事件的意义并解读了它，且借此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时间点，是在1918年。

以《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为标志，一种全新的、有别于中国历朝历代思想精华的东西，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

自明末至清末，两百多年间，在老大帝国正以为自己“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仍是天朝上国、世界的中心，而酣睡的时候。

在这片大陆的毫不起眼的另一端，一大堆小国，正陆续走着工业化的进程，坚船利炮，即将惊醒这头年迈不堪的雄狮。

在挣扎中、痛苦中、破碎中、横冲直撞中、这头雄狮顶着满身鲜血，将铁笼咬开一道豁口，将刚满月的幼狮送出笼外，它以坚定的意志挡在豁口前，直至失去最后一丝意识。

这一年，是1918年，一百多年前。

那道豁口，正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开篇:

“一个德国人说过，五十岁以下的人说他能了解马克思的学说，定是欺人之谈。”

“因为马克思的书卷帙浩繁，学理深晦。他那名著《资本论》三卷，合计二千一百三十五页，其中第一卷是马氏生存时刊行的，第二第三两卷是马氏死后他的朋友昂格思替他刊行的。”

“这第一卷和二三两卷中间，难免有些冲突矛盾的地方，马氏的书本来难解，添上这一层越发难解了。”

“加以他的遗著未曾刊行的还有很多，拼上半生的工夫来研究马克思，也不过仅能就他已刊的著书中，把他反复陈述的主张得个要领，究不能算是完全了解“马克思主义”的。”……



可见，马克思并不是能够轻易被了解的。
姑且，等到五十岁之后再来谈吧。
我们不如将这位，在武林大会上败尽群雄的绝世高手，先请入裁判席。
而后来谈谈其他人吧。